**文革造反派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丨文革《十六条》丨政治贱民制度丨血统论丨黑五类丨五十天白色专政丨反右运动丨大跃进丨四清运动丨中央文革小组丨陶铸丨保皇派丨走资派丨聊会电影吧丨安亭事件丨一月风暴丨社会冲突论 — Transcript & Summary | SozAI**
Source: https://sozai.app/transcript/cultural-revolution-origins-rebel-factions-and-political-persecution/

解诂视频以1966年《文革十六条》为切入点，从1956-1957年的社会矛盾、整风与反右运动讲起，梳理文革与造反派的起源及群众心理逻辑。

## Key Takeaways

- 文革的根源可追溯至1956-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二者是理解前三十年政治生态的关键
- 中共的运动式治理与层层委员会体制，使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与冤案不断累积
- 群众的不满既来自分配与经济政策，也来自政治冤屈和身份歧视，形成深层社会张力
- 文革中的暴力与造反派行为，与出身、阶级标签及体制性动员密切相关

## What the video covers

- 视频以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十六条）为入口，介绍造反派与文革的起源
- 采用1956-1957年起源说，认为整风与反右运动深刻塑造了前三十年的政治格局
- 从群众心理与央地关系角度切入，而非聚焦高层官员互斗的“宫廷史观”
- 分析1956年赫鲁晓夫否斯大林及波匈事件对中共政治议题的冲击
- 梳理农业合作化、反冒进等经济政策引发的工农、退伍军人与学生抗议
- 解释中共“委员会治国”与层层运动动员的组织体制及其造成的冤假错案
- 讲述开门整风中党外人士提出平反委员会、政治设计院等诉求，以及毛泽东对此的反应
- 分析基层干部构成、留用国民党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
- 简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口号的强化及经济调整的转向
- 描述文革初期红卫兵暴力事件，如老舍之死、北大附中卞仲耘事件与北京大兴县对黑五类的大屠杀

## Chapters

1. 00:00 开场：文革十六条与视频主旨
2. 04:00 1956年的成就与政治十字路口
3. 15:00 赫鲁晓夫否斯大林与波匈事件的冲击
4. 22:00 1956年国内基层抗议与经济矛盾
5. 31:40 委员会治国与运动式治理
6. 45:00 开门整风与党外人士的诉求
7. 60:00 基层干部构成与知识分子的处境
8. 110:00 文革初期红卫兵暴力与黑五类之殇

Answers

## Questions about this video

视频为什么选择1956-1957年作为文革的起源？

视频认为这两年中共先后发起整风和反右运动，深刻塑造了前三十年的基本面貌，也是邓小平、陈云主持的《决议》开始批评前三十年的时间点。研究者如麦克法夸尔也从1956年开始撰写文革起源。

开门整风中，党外人士提出了哪些主要诉求？

党外人士提出成立由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组成的平反委员会，建立独立监督制度，并主张建立多个政治设计院轮番参与决策。部分知识分子还批评“党天下”造成宗派主义。

视频如何描述红卫兵对黑五类的暴力？

视频提到北京大兴县对地主富农的大屠杀，几天内杀害三百多人，部分家庭被杀绝；红卫兵口号公开主张“斩尽杀绝”。视频认为这种暴力与将黑五类视为阶级敌人的宣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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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Speaker A

大家好，本期视频上传的时间是2026年8月8日 六十年前的今天 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并于第二天刊印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给全国人民 将文化大革命彻底推向了高潮 这份文件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别称，就是文革十六条 本期视频我想借这个文件为大家介绍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以及造反派选择造反的理由和动机 如果您对文革感兴趣却不知从何入手，那十六条将是一个不错的入门视角 它不同于油管上常见的"宫廷史观" 不聚焦于中共的高级官员们怎么互斗 而是从群众心理和央地关系的角度出发 带大家感受前三十年普通群众的处境和行动逻辑 读懂十六条对中共体制的颠覆和大众心理，是读懂文革的必要前提 文革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本频道采用的是比较常见的1956-1957年说 著名文革史学家麦克法夸尔教授写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是从1956年开始写 因为这两年中共先后发起了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 深刻塑造了前三十年的基本面貌 邓小平和陈云主持的《决议》文件里对前三十年进行的批评，也是从1957年开始 研究中苏关系的沈志华教授甚至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那1957反右就是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事件 而且反右和文革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反右运动是“早产”、“流产”的文革 1956年，中共建国已有一段时间，并且成绩还不小： 对外，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和美国打得有来有回， 对内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斐然，实施了以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骨干项目 创立了如鞍山钢铁公司这些有名的工厂 初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办得有声有色，工业和农业都从内战的凋敝中稳步恢复 中共于1956年宣告“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如今哪怕是一些反共的自由派，也对1957年之前评价不错 毛泽东当时和身边的人说：我1949年解放的时候都没有这么高兴 但是以上成就主要都集中在军事以及经济建设领域 在政治制度上，中共却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因为五十年代初，对于究竟该把非国民党的民主党派放在什么位置 中共仍然没有足够明确的说法 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一直到解放战争早期 中共曾设想过联合国内各个革命政党组成民主联盟 共同协商执政，采取部分的议会和民选制度 毛泽东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正面评价 他曾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

02:35

Speaker A

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 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 不过后来由于国共内战的局势扭转，以及美苏对华政策不断调整 毛泽东和中共关于民主党派的问题就暂时搁置了 有的观众可能会说，前面那些话只不过是中共为了换取外界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而暂时撒下的谎言 很多自由派，乃至于一些自诩左派的人都会认为，共产党就是要一党专政，搞专制独裁的 觉得中共的这些宣传只不过是“兵不厌诈” 毛泽东对民主和普选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 之后我们会在文革的话题里具体看到，这里先按下不表 1949年建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还有不少党外人士，勉强有个联合政府的样子 可是1954年政府改组，民主党派的席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小，地位不断受到中共的挤压 可是民主党派的不少人士都非常出名，并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这种不平衡感使得其他民主党派和中共的摩擦不断加深 而在1956年，国际上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波匈事件 使得中国党外人士的政治地位该如何处理被逐渐提上日程 斯大林离世之后，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胜出 他上台后的一大举措就是对斯大林进行了否定 这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造成了一个直接的影响 那些曾经在斯大林高压统治之下，积攒了大量不满情绪的国家 比如波兰和匈牙利，顺势提出要解决斯大林统治时期给本国带来的扩大化问题 提出要扩大本国自主权、改善工资和物质生活、解散秘密警察、减少苏联干预 纠正斯大林主义错误、撤走苏军、结束一党专政等等一系列具体的政治诉求 而且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而是纯正的工人 这就出现了工人反对工人政权的现象 折射出了苏联和同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 随着矛盾不断升级，就造成了外国和苏共的直接冲撞 最后波兰和匈牙利的结局略有不同： 苏联在确认波兰会留在华约之后作出了让步，给波兰增加了一些政策自主权 但在匈牙利，赫鲁晓夫选择了全面镇压，造成了数以千计的流血冲突 事后还强行在匈牙利重新扶持了一个亲苏的傀儡政府 给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巨大的撕裂和不信任 1956年，中国也在不断发生基层群众抗议 比如：农民闹退社；工人闹罢工；学生闹罢课；复员转业军人上街游行 闹事的理由来源于多个方面 在农业上，合作化运动推进得太快，导致部分农民不满 因为在初級社的時候，农民如果把家里的土地、耕牛、房子入了社，能拿到分红 成高级社以后，就不再计算分红，而是一律拿工分

05:33

Speaker A

可是与此同时呢，一些社队干部的工分却可以拿得比普通农民更多 普通人不给分红，干部却可以多吃多占的双标行为 导致很多农民心理不平衡，宁可退社单干 其次是工业建设“反冒进” 1956 年前后，中国经济杠杆开得比较大，上马的工业項目太多，导致资金和粮食供应压力过大 于是周恩來和陈云就主张“反冒进”，暂停了一批工业项目 这脚刹车使得不少工人工资降低，乃至于直接失业 而城市化放缓，意味着招生名额缩减，使得当年大批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学 在当时的中国，农民的孩子想跳出农村 升学几乎是唯一的道路，当兵都不一定管用 升不了学，就得回村里继续种一辈子地 当时统购统销已经基本建立，种地又穷又苦又累，但凡有机会，谁都想进城 一些退伍转业军人本来指望转业之后国家会安排个好工作 没想到拼死拼活为国家做贡献，遇到项目下马，连个工作都分不到，就上街抗议游行了 上述的不少诉求都是合理的，工农兵和学生的身份也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并不是什么境外势力在捣乱 宏观上来看，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比较偏向于优先建设重工业 所以民生领域的轻工业发展相对没有那么快 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部分地区的群众没有明显感受到物质生活上的改善 除了“分配矛盾”之外，中共在建国之后，还积压了各种政治冤屈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尤其是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中共的“运动”和“委员会治国”模式 中国各级行政单位都实行“委员会”制度 大家可以把中共的系统想象成一个庞大的金字塔，扎进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中共在文革爆发之前，将中国分为中央、大区、省、专区、县，一共5个层级 有时候大区会被裁撤掉，但是这个不重要 每一层级都由一个“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管理 人数通常在十几到几十个，大家也可以认为是政治精英组成的管理团队 而每一级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通常叫书记或者第一书记，本级的领导人通常又是上一级委员会的基本成员 你可以说这是“列宁式政党”，也可以叫它“官僚科层制” 通俗点来说，和大家念书的时候学校的管理体系有点类似 由校长和几个副校长组成一个团队，管理几个年级，一个年级管多个班级，然后到每个班级里再由老师去管几十个学生 每当中共最高层做出新的部署，这些层层嵌套的委员会就会把内部文件层层下发 最后直达中国的两千多个县级单位 再由县级委员会指示具体部门落实文件内容，给群众下达具体指令 中共据此掌握了强悍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让大多数中国人都去配合落实每个运动的具体目标 中共建国后连续发起了多次运动 比如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 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等等等 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08:36

Speaker A

这么多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搭配上强制的行政命令 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不满情绪 相当一部分普通人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被卷入运动，有的甚至被逮捕、镇压 官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常常由于各种原因 造成数据的瞒报、误报乃至于多报少报，造成政策的扭曲变形 我们这里以农业作为例子 除了某些官僚喜欢“杀良冒功”，给自己增添政绩之外 也有各种客观因素会造成矛盾的积累 偌大一个中国，几亿人口，各地千差万别 中共中央远离一线具体情况 所以在政策制定的时候，经常使用一个大致的比例作为指导 这就很难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 比如说有的省份山地比较多，耕地破碎，几乎就没有所谓的“大地主” 富农和中农之间的流动性也很大 但是上面又有必须完成的指标性行政命令，要求基层必须把百分之多少的人打为地主和富农 最后就导致基层为了完成任务，必须上纲上线或者降低标准 伤害了很多根本不算地主和富农的农民 中共高层内部，毛泽东和邓子恢对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求也有所不同 毛泽东希望快一点，邓子恢希望慢一点 这就造成最高层关于合作化的政策不断反复 一会儿强制大家入社，一会儿强制大家退社，和翻烙饼一样 这就造成有些明明不适合合作化的地方强制合作化 也导致一些明明适合合作化的地方强制退出合作化 在这个过程里，基层官僚为了执行命令而使用暴力乃至于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 而且中共由于官僚不足，经常要和本地的旧知识分子、旧技术员、大型宗族打交道乃至于合作 不少共产党军人觉得打天下完之后就该舒服舒服了 所以蛮横的官僚主义乃至于多吃多占的贪污腐败也时有发生 产生了大量的灰色地带和软性腐败 对于国内矛盾，毛泽东在1956年先是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 其中包含了大量缓和社会矛盾的措辞 并且逐渐开始决定整顿中共党内的不良风气 王蒙在1956年写过一篇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怀着热血与理想的年轻人 初入社会工作之后，开始面对一些共产党工作上的灰色地带，感到非常困惑和迷茫 毛泽东多次点名表扬说这本书反官僚主义 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本书的书名竟然因缘际会下变成了指代王洪文的黑话了 当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叫做两类矛盾学说 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敌人，要无情打击，但是对于人民内部的一些不满情绪，要合理对待 对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流血冲突，毛泽东得出教训

11:18

Speaker A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积压矛盾 如果长期压制老百姓不让说话，会使得矛盾不断升级，乃至于造成红色政权被颠覆 毛对于当时中国形势的判断是：工农兵闹事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的根源不是老百姓，而是干部 （毛泽东认为）把官僚主义克服掉，群众和中共之间的矛盾就能解决 他在分析“波匈事件”的时候，把“官僚主义”放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毛泽东决定整风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以前中共整风是关起门来搞，外人不知道具体细节 一九五七年这次叫"开门整风" 也就是允许中共以外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精英给中共的官员提意见 同时中共还推行“双百方针” 允许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在学术和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时有个指示很出名，叫做：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大白话来说就是大家有话放心说，绝不打击报复 可是毛泽东推进党内整风的过程并不顺利 首先是整个中共的系统对于外部的批评建议非常抵触 毛泽东去到各地反复的给地方官僚做心理工作 但是很多官员就觉得，仗是我们中共打的，国家当然是由我们中共来统治啊 就算有问题也该是中共的上级来骂我，哪里轮得到外人指指点点呢？ 对于一些建设性建议，官员们未必反对 但是如果是要来指责自己工作里存在错误，一些官员就很不爽了 要么觉得老百姓哪里懂什么国家大事呢？中共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还不感恩？ 要么是觉得自己忠实履行上级交办的任务，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即使真的有错，成绩也是主要的嘛，话不要说那么难听 结果这时候毛主席又不让大家顶嘴，官员们自然就是一肚子怨气 整风这件事，越是基层的官员，抵触越强烈 一些基层干部甚至认为毛主席变了，原来替我们说话，现在替敌人说话 国际上，苏联的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这样会把社会搞乱 问说你们中国怎么能百花齐放，要是把毒草放出来该怎么办？ 毛泽东说我们不怕，有毒草，我们才能鉴别啊 毛泽东觉得苏联人不行，连百花齐放都怕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发起整风的时候是很自信的 是顶着党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压力硬推整风运动 尽管党内官僚颇有怨言，但是很多党外人士却觉得，毛主席真的是太开明太伟大了 新中国真的是和以前的封建王朝不一样 对中共的怨气确实得到缓解 可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中共反复的动员之后 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涉及的话题开始逐渐超出毛泽东的预期，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民主党派的储安平当时直说中共“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非常直球啊

13:58

Speaker A

还有个例子是这样的，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 结果都没有人去和这个民主党派通知一下，人就不见了（被抓了） 过了不久之后，当地的中共党委觉得抓错人了，又把被抓的人给放回去了 大家也搞不清楚这个人具体是出了什么问题被抓，也没给个明确说法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历次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积累，成为了一个遗留问题 时任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整风座谈会上提出，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 专门负责调查历次运动中遗留的问题 而且这个委员会不能由执政党主导 由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四个方面的代表组成 为什么呢？主要是怕中共的官员如果也参加平反委员会后不认账 既当裁判又当选手 想在中共的体系之外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监督制度，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约束 这个主张后来成为有名的右派言论，叫做“平反委员会” 民主党派人士黄绍竑认为，整风当然是好事 但是整风有点像洗澡，洗澡不是天天洗，不能够经常性发挥作用 应该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制度可以像“洗脸”一样，长期发挥作用 章伯钧提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应该有好几个设计院，不能只是一个设计院 过去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一个设计院 章伯钧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都应该作为政治设计院参与政治设计，轮番实施政治决策 他的观点后来被称为政治设计院 除了民主党派人士，北京大学1957年还发生了五一九事件 一些北大学生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纷纷贴出大字报，讨论民主方面的政治问题 不少学生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上升到共产党的体制问题 批评斯大林凭借高度集权破坏法制、进行疯狂的屠杀和独裁 疑似有点借苏讽中了 还提出要批判个人崇拜 要求不能把向党中央提意见等同于反革命，说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批评中共整人搞扩大化 还有学生进一步要求参与政治活动 有些民族工商业者也提出了建议，首先是关于定息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经过改造之后，工商业主可以通过“定息”的方式获得一点补偿 定息一共拿七年，从1956年一直拿到1962年 对于定息，工商业者通常有两种不同看法 第一类看法认为，拿定息的时间太短，或者比例太低了，提出可不可以多分一点 这样才能补偿自己财产充公的损失 这种一般是产业比较大的大老板，在工商业改造中痛感比较明显 第二种意见完全相反，集中在中小资本家群体 中国以前很穷啊，很多小老板其实体量很小 有的雇工也就雇一两个人，最少的一个月定息只能拿到几分钱

16:33

Speaker A

不仅没什么用，还要害得自己在生活里被定一个资本家的帽子 所以有的“资本家”就说，求求中共把这几分钱全部充公 宁可不要这个钱，也不想再戴资本家的帽子，省得遭到各种歧视和政策限制 在意识形态领域，部分工商界人士希望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给个明确的说法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中共的意识形态话语 第一面性叫革命性，第二面性叫妥协性 这套理论后来经过毛泽东系统化 可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了 不少被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希望给自己的定性进行改变 同时，不少知识分子也希望对自己的定性不要再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直接的挂钩 在新闻界，很多记者表示要求更多的办报自由和新闻独立性 一些在曾经的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分子开始为自己申辩 主张自己并没有反党反革命 为什么这些群体对“政治帽子”如此畏惧 是因为一旦沾染政治问题，生活里就会遭到各种歧视限制和打压 毛泽东预期的开门整风，本意只是想让党外人士批评一下中共官员的作风 没想到会碰上一连串关于制度、意识形态和中共地位的政治问题，还涉及对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评价 其中大量的诉求在他（毛泽东）看来已经是“对社会主义的颠覆”，突破了他的底线 这个时候毛泽东逐渐开始认为整风运动已经从对政权的巩固走向了对政权的动摇 以上是中共高层感受到的制度性压力，而中基层的官员们的处境则略有不同 大家谈到中共的时候一般会想起什么呢？ 对于前三十年的老百姓来说，关联最直接、接触最频繁的 并不是毛刘周朱这些国家领导人 而是单位里、村里直接管理自己的中共基层党委负责人 这些基层官僚的构成很复杂 最开始是由共产党的军队干部转换而来的 但是老资格的中共军队干部数量毕竟有限 单靠他们不足以填满全国所有权力岗位 而且这些军人打仗可能是一把好手，但是管经济、管生产却未必在行 因此，中共开始大量吸收工农积极分子，放到政府的管理和企业的生产岗位上 随着工业建设项目的不断扩大，老干部的比例不断被稀释 只能优先放到那些最重要的政治领导岗位 如果换做其他人来管理领导基层，共产党高层担心自己的政策无法在基层得到有效推行 我们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到1957年为止，1949年前入党的老干部只占当时武汉干部总数的11% 另外将近90％都是新晋干部 大规模的提拔促成了社会阶层的有效流动 让许多出身穷苦、卑微的人在社会上获得了有尊严的政治地位 这应该是要被承认的善政 上海造反派工人黄金海就是这一类典型代表

19:13

Speaker A

他在旧社会做工，受尽了凌辱 但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里，却当上了薪资优渥的产业工人 真心感受到什么是“翻身做了主人” 对中共和毛泽东由衷的感激与爱戴 知恩图报，甚至愿意主动无偿加班、支援边疆，回馈社会 但是不得不承认，新吸收的工人农民干部能力还是比较有限 中共虽然新建了大量学校对干部进行培训 但是直到1958年，中共官员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还是一般般 中高级干部里，有50%没有接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低级干部的受教育程度那更是惨不忍睹 由于想尽快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 中共不得不向在旧社会受过良好教育人作出让步 开始依赖国民党时期的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 以武汉市为例，中共建政一年之后，超过50%的武汉干部是曾经的国民党官员 在部分行业里，旧社会资本家的比例甚至超过了中共的干部 比如建筑、机械、纺织、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经理岗位 中共的官员可能还占不到51％的多数 除了任用国民党官员和资本家之外，中共还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可问题是有大量知识分子出身于旧社会的特权阶级 这很好理解，旧社会的穷人家庭基本连念书都供不起 而旧社会的特权阶级，在共产党的剩余价值理论下，都是群“反动”、“罪恶”的吸血鬼 但是“无产阶级”群众毕竟还没有拥有掌握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想换也换不掉 无论中共有多么不爽，都只能被迫接受必须任用知识分子去占据社会里的技术性、专业性岗位的事实 这使得中共和留用的国民党官员、资本家、知识分子的关系很矛盾 一边是不信任，甚至觉得是一群要被打倒的敌人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平，又不得不任用 其实有些留用的国民党官员 从前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们，也看不起中共的干部 觉得这些大老粗没文化，打仗可能有一手，可是一到抓经济、抓生产就是瞎指挥，天天开会就懂得讲一堆政治空话，纯属帮倒忙 所以1957年整风运动的时候，部分技术精英提出 革命干部和新提拔的工人由于教育程度和经验不足，没能力管理经济 应该将管理岗更多的让位给技术精英和知识分子 改变干部的任用政策 还有人提议引入考核制度，不论家庭出身如何，给予所有人平等竞争干部岗位的机会 认为仅仅因出身问题就放弃、排斥技术人才，不仅是不公平的，对于全社会也是巨大的浪费 这类批评都表达了一种结构性需求，即应当以“生产能力”而非“政治正确”来分配权力 可是中共的军转干部觉得，没把你们打倒，你们就该感恩了 有的“阶级敌人”每个月工资比老干部还高，你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在部分干部看来，中共对全社会的所有控制都是理所应当的 胆敢叫政治官员让步，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挑衅

22:02

Speaker A

政治方向不对，努力再多都白费 你们这些反动派这一步敢在基层掌权，下一步就敢推翻公有制度，要防微杜渐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处境就很尴尬 再说下去，可能中共的领导地位就要受到动摇了 可是让大家“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最早本来就是毛泽东主动要求，反复动员的 如果中途再要求大家闭嘴，就成了伟大领袖“言而无信”“叶公好龙”“说一套做一套” 毛泽东没办法这么直接承认 但是中共政权的稳固 毛泽东又不能放弃 所以他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他不惜推翻自己之前整治官僚主义的初心 将运动的矛头转而对准那些政治层面的讨论 他特意下发指令：请各级党委注意放手，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反驳，让这些大右派自己跳出来 并且为了防止被人指出自己言而无信，他还把这套做法美其名曰“引蛇出洞” 大意就是说，我早就知道很多反革命分子对我们不满了，只不过他们平时隐藏得很好，没被发现 这次整风运动是为了让这些人充分暴露，好把他们一网打尽，是无解的阳谋 1957年6月毛泽东开始批评右派们是在“猖狂进攻” 1957年6月8号，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就是要在全社会公开进行反右派的动员令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也发了个指示，叫做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从这个时候开始，运动的目标从鼓励党外人士说话，走向了镇压右派 可到底什么是右派呢？ 毛泽东不可能对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中共下发了一个所谓《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过于宽泛，只要基层党委愿意，理论上是可以把任何人都打成“右派”的 所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是比例摊派 强制要求各个单位按照特定比例抓出右派，不同的地方要求的比例不一样 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百分七，都有可能 可是要知道，整风运动中真正可以称得上“右派”的言论，比例是很低的 绝大多数提建议的人，都比较客气 顶多针对一下官员的作风问题，或者提一些有利于生产建设的积极意见 大多数人既搞不懂政治问题，更没有胆量向中共的执政地位发起挑战 抓右派分子的时候，基层官员们分为两种心态 第一种官员早已憋了一肚子火 他们的逻辑大概类似于，老子是中共的基层代言人 你敢反对老子，对老子不满，你就是反对中共，对中共不满 上级的命令已经有够繁琐了，平时叫你们干嘛你们就干嘛 老老实实配合，少叽叽歪歪，还敢提建设性建议？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中共的领导还高明啊？ 还轮得到你们指指点点？

24:30

Speaker A

就趁着反右运动，对之前提建议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在这种人看来，哪怕多整了一些人，也不过是"必要的牺牲"嘛 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整错人了 就算真的整错了，也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本意也是好的嘛！ 第二种党委负责人相对比较有良心，不爱乱整人 但是为了完成上级指标，不得不强行把一些普通意见强制上纲上线为“右派”言论 在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就得把任何发表过意见的人都打为右派来满足行政指标 有的单位实在抓不到右派 党委负责人就只能把一些在旧社会里有历史问题，或者平时跟大家关系不好的人打成右派 如果有亲人朋友同事选择实事求是，帮被扩大化的人说话，那这些人也可能划为右派的同伙和帮凶 基层很难抵制上级的强制摊派，因为这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如果不完成抓人的指标 基层官员有可能会被上级扣上“包庇右派”“对右派妥协”“抵制运动”的帽子，遭到严厉的惩罚 特别是在大环境下，尤其是看到前面那种人这么不要脸 看到别的单位已经搞扩大化了，那也就只好随大流了 中共反右的时候，扩大化打击不仅不会获得惩罚 还有可能获得上级的“嘉奖”，被视作“勇于阶级斗争”的美德，有利于仕途 这完全是一个对官员逆向淘汰的过程 根据后来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反出来五十多万右派 大家要知道，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识字率不高，大多数人都是些文盲 所谓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很大比例是些中小学教师 也就认识些字，谈不上多么“精英” 反右运动里最倒霉的就是这群人 他们提建议的话远远没有到达民主党派那样的政治的高度 大多数也是些比较实在的批评 却在强行摊派、层层加码之下被上纲上线打成右派分子 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镇压 五十多万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直观概念 但是这种扩大化之严重，不仅打击了党外人士和普通群众 也波及了中共自己的党员 而且惩罚与所谓的"罪行"完全不成比例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错，却要遭受极端的羞辱 右派分子的处理模式一般有四种： 一是留单位查看；二是开除公职，开除学籍、党籍 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后来进行分税制改革的朱镕基总理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要求大鸣大放的时候，领导和同事动员他起来提建议 他性格比较直率，就提了三分钟 前几个月大家都觉得朱镕基说的还挺不错的 但是后来形势转变，领导层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决定把他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第三种下放劳动，去农村种地。第四种相对比较严重的结局是劳动教养

27:01

Speaker A

劳动教养是1957年新设的一个处置方式，过去只有劳动改造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湖南省有个叫粟异邦的年轻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镇反运动的时候被中共杀了 他念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 人比较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 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能出师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 ”的时候，他提了一条意见 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 反右派运动的时候，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 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去农场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不同于劳动改造 劳改一般有明确刑期，可是劳教有时候是没有明确期限的 什么时候思想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放你走 然而后面大饥荒马上就要来临了 导致很多右派分子直接被打死、饿死、病死在劳动教养农场 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夹边沟记事》 为什么说反右运动被不少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心里同时存在想让基层说话，但又要维护中共政权稳固的矛盾心态 这和后来文革运动中几乎形成了对称 第二个原因是反右运动完成了知识分子与贱民政治身份的捆绑，塑造了一整套贱民制度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普遍接受的是旧社会和外国的教育 所以建国以后政治身份不是很高 但是1956年，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做了一个报告，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已经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面貌 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政策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严重缺乏知识技术人才 如果想加快建设，当然必须依赖知识技术分子的帮助 可是反右派运动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毛泽东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个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结束 反右运动之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受到制度性打压的阶层 非常容易和“右派”的政治贱民标签相绑定 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如果要整人，一般有5种整肃对象 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 这套贱民制度在1957年正式成型 右派从1957反右运动之后，明确跟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列为同一档次，成为政治贱民 有个专门的统称叫“黑五类” 大家生活在今天可能没办法理解“黑五类”的帽子意味着什么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地富反坏右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里的“不可接触者” 遭到全社会的羞辱与霸凌 会被用各种理由上纲上线地宣告TA们的罪恶与可耻

29:40

Speaker A

普通人是不能和黑五类走太近的，否则可能会被视作“同情阶级敌人”乃至于“黑五类同伙” 所以老百姓必须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对黑五类的凌辱 这套贱民机制不断自我强化：中共越要对黑五类残忍，越要证明黑五类是十分罪恶的 越宣传黑五类罪大恶极，越要对黑五类重拳出击 所以黑五类是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我知道现在很多自诩毛左的网友坚持要对地富反坏右进行阶级斗争 可问题在于前三十年有大量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本来就是被行政官僚上纲上线乱划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共的一元化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严格来说，中共一元化体制不是1957年才形成的 1949年，中国多少还算个准联合政府，1954年一届人大之后转为一元化领导 而反右运动把它最终确立了下来 整风运动过程中，部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和监督 要求参与政治决策，要求中共不能以党代政 不要把中共一个党派的意志等同于整个国家的意志 反右派运动认为这些言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所以反右运动不仅没有解决以党代政的问题，反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正式凌驾于其他党派和政府之上 1958年6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 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 这也意味着中共以外的监督渠道彻底灭绝 1949年刚建国的时候，报刊和民主党派在社会上发声的渠道或许还有一些 但是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体制外的监督就完全终结了 1957年主持反右的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曾说过 我们就是要把这样一种所谓互相监督，变成无权监督 反右运动固然巩固了中共的统治，让中共把权力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对于“蒙冤”的人而言，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黑五类的帽子一旦被上纲上线强制扣上，就难以摘下 在中共一元化的体制下，你一旦被基层党委诬告陷害或者欺凌、报复，你根本找不到地方申诉 唯一的选择就是越级上访，向省里，向中央高层伸冤，让更大的官给你做主 可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越级上访、联系到高级官僚的渠道 这就深刻塑造了老百姓未来的行动决策逻辑：那就是无脑配合党委指挥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单位书记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再也不敢乱说乱动 上海造反派黄金海有这样一段回忆： 历次运动，尤其是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大家有了个经验： 凡是同党委对立的，运动结束后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坏分子” 他们车间一个叫王根芳的青工，1958 年工资调整没加上，有意见 找党支部书记去反映，结果挨了一顿批 不服气骂了一句“撒尿书记”，便被打成“坏分子”

32:23

Speaker A

十多年翻不了身，工资加不到，对象也找不到，逢年过节还要被管制监督 这类例子很多，各单位都有 人们从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立场出发，只好盲从党委 第四个原因是反右运动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公信力，扼杀了党外群众向中共进行良性反馈的沟通渠道 一开始百家争鸣的时候说得好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结果后来中共直接翻脸不认人 但凡向中共说句话，哪怕是提建设性建议，都要被整 如果想要辩解，不承认自己攻击中共，那就是“不老实”，“罪加一等” 有的基层党委强行把你揍一顿，打到你被迫承认为止，屈打成招 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导致日后哪怕中共真的犯错了，很多老百姓都不敢发言指责 害怕被打成政治贱民，受尽屈辱 为大跃进的许多悲剧埋下了伏笔 反右运动之后，大跃进马上就要来了 前面我们提到，中共内部的经济决策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派以毛泽东为首，希望加快速度，一派以周恩来、陈云为首，主张稳健，反对“冒进” 1956年为了解决经济建设过热和农村城市工厂的一系列问题，中共做了一些有限的经济调整 在农业方面，部分农村一度允许包产到户，允许部分农民自愿退出合作社 最出名的代表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邓子恢认为部分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不满与抵触 所以应当放缓合作化的速度，尊重当事人意愿 认为包产到户对于部分群体而言是更合适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 毛泽东的想法更从公平和家长制的视角出发 希望合作化运动得到更广泛、更深入、更快的推行 我要强调，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完全不同的 邓子恢主张的包产到户仍然保有很大的集体合作性质，这一点之后我会详细谈到 同时1956年前后，由于部分地区工商业需求旺盛，私营的商店和工厂又出现了 还获得了部分地方政府的默许 然而通过反右派运动 上述内容，包括包产到户，都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 是资本主义复辟，统统遭到否定 所以五六年以来的经济调整政策，全被反右派运动一起打断了 反右运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到底是冒进了还是保守了？ 反冒进的思潮在反右派运动过程中被批判为是右倾保守的表现，“跃进”的提法占了上风 这就给经济领域的大跃进铺平了政治道路 1956年，周恩来针对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盲动现象 提出经济战线要注意克服保守情绪，也要防止急躁冒进情绪 但毛泽东并不赞同“反冒进”的言论 1957年12月25日，上海地方负责人柯庆施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届二次会议上 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报告

35:09

Speaker A

毛对乘风破浪这句口号特别欣赏，并借助这篇文章，提出了反对“反冒进”的口号 这篇文章实际上主要就是张春桥主持调查和撰写的 这份报告的内容我在介绍张春桥的那期视频里详细介绍过 简单说就是张春桥用具体数字列举了上海建国以来的建设成就 肯定为主、提问题为辅，通篇是建国初期那种对未来的期许 这篇报告随后成为毛泽东反对“反冒进”的重要王牌 毛泽东一度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对此作出了检讨 继南宁会议之后，紧接着的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和广州会议等等，全都围绕“反反冒进”展开 除周恩来之外，其他主持经济建设的工作者，如陈云、薄一波等，也都相应作了检讨 这些检讨到底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赞同还是迫于形势的违心之语和无奈躺平，我们不得而知 但结果就是，中共高层的稳健派放弃了“反冒进”的主张 选择统一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加大工业杠杆 大跃进并不是本期的重点，毛泽东执意发起大跃进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不去详细展开了 但是国际共运的影响是不得不提的 中共内部的许多重要决策，都受到苏联的强烈影响 毛泽东表面上虽然说大跃进是要“超英赶美”，实际上是在和赫鲁晓夫较量国际共运的话语权 而他较量的方式，就是想以一种中国的方法 再现苏联1928年-1937年由斯大林推动的两个五年计划的成就 斯大林用十年时间使得苏联一跃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瞩目的军事工业强国 为苏德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农业的集体化，消除农民个体之间的差距 先把农村的国营农庄梳理好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中发展重工业 不同于苏联先农业、后工业的发展次序，中国的大跃进运动是让工业和农业同时推进 这就造成了衔接上的问题 比如部分地区为了让上级要求的炼钢数量达标 强制农民在收割粮食的时候去“土法炼钢” 导致大量粮食没有及时收割，直接烂在地里，造成了“丰产不丰收” 但是也没办法，党委的命令老百姓这时候已经基本不敢反对和对抗了 每当聊到大跃进饿死人的话题，部分毛左经常会提出，都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害的，认为和毛泽东没关系 比如说大跃进期间，刘少奇听到地方上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可以亩产120万斤的时候 刘少奇不仅不制止，还哈哈大笑，听之任之，助长了浮夸风 这个事情大家至今可以在1958年的《人民日报》上公开查到 同样是在1958年，邓小平在视察地方的时候 当地为了宣传“丰产”，就密植水稻 把稻子堆得非常密集，看起来多到能把人托住 邓就和地方官员一起站在稻田上合影留念，所以得了一个“稻上飞”的外号 而反毛的人则会提出其他方面的证据去指责毛泽东对大跃进要承担主要责任 区分责任永远会成为拥毛和反毛人士争论不休的话题 给毛刘邓进行责任划分并不是本期的重点

38:08

Speaker A

造成大跃进饥荒的原因有很多 本期视频我主要想介绍央地关系 以及大跃进时期的“两本账”和“三本账”制度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曾在大跃进的时候提了个建议： 简单来说就是中央提出一个必须达到的生产目标，是对外公布的 而第二个目标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只对内公布 而地方上则把中央第二个指标当作必须完成的及格线 同时又在这个目标上再提高一个档次要求下级完成 这套制度理论上是“尊重地方自主积极性” 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中央说保1追2，地方就得说保2追3，层层加码 等到了最基层的时候，必须完成的数字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这时候中国的报刊不仅不进行监督，还带头鼓吹、助长浮夸风 公开刊登了大量违背基本常识的谎话 《人民日报》当年就有一些类似于“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宣传 同时人民日报还不断刊登不同省份的“最新战绩” 变相鼓励省与省之间的恶性竞争，攀比谁虚报的产量更多 那时候中国没有互联网，报刊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渠道 可是报刊不仅不踩刹车，反而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大跃进时期的恶性攀比有时候不仅仅是在省与省之间，可能本省内部都会有 河南省兰考县的县委负责人之一张钦礼先生，有次去参加本地农业相关的会议 省领导人让大家按顺序汇报一下各自的产量 结果每个后面报产量的人，报得都比前面的人更高 最后张钦礼看不下去了，说要实事求是啊 河南很多地方盐碱、风沙严重，粮食产量本来就不高 要是再虚报产量，就相当于要让老百姓多交粮食税 张钦礼本着对本地人负责的态度，顶着政治压力报了真实的农业产量 这直接导致张钦礼在会后被狠狠地整了一顿 大跃进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再度恶化了中共的反馈机制：也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都意识到部分地方的计划过于激进 这个会议原本是计划给大跃进踩一点刹车 但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却认为，大会踩刹车的幅度并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本期视频不去聊庐山会议的细节过程和责任划分 会议的结果也不仅仅在于大跃进的许多指标再次上调 本期要强调的是彭黄张周四个人被打为“反党集团”之后给央地关系造成的后果 中共的意识形态声调变得更加极端，并且又来了一波整人，这次抓的是党内的“右倾机会分子” 使得中国对“右”的定性门槛再次降低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省的张恺帆 1959年7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回到老家调研 发现“大跃进"导致无为县浮夸风肆虐

40:44

Speaker A

实际产量仅7亿斤的粮食被虚报为13亿斤 公共食堂没饭吃，饿殍遍野 他马上要求停止粮食上调，解散公社食堂，给农民发粮赈灾 发还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抓紧晚秋农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管理 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食民而肥的农村干部 结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马上去找毛泽东告状 张恺帆因此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为“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被开除党籍，发配去劳改了 从此各个省份都开始发生上纲上线 把陈述灾情、制止灾情等同于彭黄张周集团帮凶、等于右倾机会主义 1959年这一轮反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打了36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而这些被整的人恰恰是那些相对不搞浮夸，对基层更负责的官员 当时的人们但凡说句“实话”都可能被视为有罪 湖北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帮助中共收税的税官在大跃进时期公然指出乡下的收成并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好 说到处都在搞浮夸，高估高征，农民很苦，许多地方饿死了人 但是这样“符合事实”的言论在大跃进时期被视为“抹黑政府” 一个社会制度无比优越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呢？ 最后他说：“我不该说乡下饿死了人，不该诬陷农村的大好形势 我自作聪明，才堕落为可耻的右派！” 下乡不到一年，他就患上水肿 穷乡僻壤无医无药，又是个大右派，根本没有人管他的死活 最后就直接死掉了 一位河南的老支书有这样一段回忆： 信阳那里确实饿死人的问题比较尖锐，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是派刘建勋到河南去解决的 而他的故乡饿死人的事却不多 原因是因为他们那里的县委书记比较保守，没有放卫星 凡是弄虚作假、放高产卫星的地方，饿死人便多 他们那里县委书记因为右倾，不放高产卫星，所以被撤职了，但老百姓受益了 放卫星那些地方，便按高产的指标征粮，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都收上去了，当然要饿死人了 整个系统都在奖励说假话的，镇压说真话的人 在此我要着重介绍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都收上去的情况 大跃进里最惨绝人寰的事情就是“反瞒产”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河南信阳 大家要知道，在政治上吹牛是有代价的 假如说你多报了粮食产量，相应的就要上交更多的粮食 农民的口粮本来就徘徊在勉强不饿死的程度 但凡再被多征收一点就会影响生存了 可是一旦农业部门的政治牛皮吹出去了 基层就必须完成征粮指标

43:09

Speaker A

农民交不起粮，征粮的人反而会反过来指责，说农民的粮食明明很多嘛！ 只不过有的人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故意把粮食都藏起来了 嘴上喊着没饭吃，明明私底下都在偷吃，我说你有你就是有 以此为借口对农民的家掘地三尺，搜刮走一切能找到的粮食 包括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 农民稍有不满，哪怕是单纯口头上抱怨一下都要挨打甚至被打死 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就是这群干部专政嘛 如果哪个基层书记铁了心要搞“反瞒产” 那就可以对管辖区域的农民和下级任意凌辱而不受约束 美其名曰“坚持阶级斗争”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里 如果有农民表达抵触情绪 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偷吃粮食 又或者在建设水利工程、炼钢的时候因为饥饿而没力气干活 都可能遭到包括但不限于毒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的处罚 河南省信阳地区有个地方，本来有17名预备党员 在“反瞒产”过程里打了人的 16 个，都“光荣”的转为正式党员 只剩一个没打人的不给转正 大家想想在这种奖惩机制下培养出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强行征粮的行为在川渝、山东、甘肃、安徽、河南最为严重 饿死的人数都是以十万、百万计算 对于这五个地区的省一把手 不少B站网友给了他们一个外号，叫作大跃进五虎上将 每次我看到这种反瞒产和动辄对农民、干部实施暴力镇压的官员 我都一度怀疑他们是反社会人格 对于大跃进早期各地发生的饥饿现象，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是有尝试过制止的 但是效果并不好，有的省份，比如河南省这样的 明明中央下达了踩刹车的指示，也看到了，他们却故意不执行，故意欺上瞒下 还对实事求是的官员进行各种打击迫害 最出名的就是河南的路宪文 当然了像五虎上将这么极端的地区并不是中国的绝大多数 中共系统里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人的，代表性案例就是江苏省的江渭清 他作为地方长官，反右的时候不搞扩大化 大跃进的时候不搞太极端的浮夸 再比如说云南的阎红彦、河南的潘复生、刘建勋，也都还不错 所以各个省份根据领导人作风的不同，造成的灾情也不同 但是总的来说各个省份的基层官员在大跃进过程中感受到政治压力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45:25

Speaker A

云南省的阎红彦在视察的时候看到不少人饿死，非常愤怒 马上找当地负责人询问为什么知情不报？ 基层书记一个个噤若寒蝉，承认怕被扣“右倾”帽子，不敢说真话 这就是当时不少基层官员的内心写照 最可悲的是，饥荒的代价，并不由这群乱整人的干部承担，而是转嫁给了农民 农民面对上级乱搞的选择屈指可数： ①是逃荒，可是在前三十年的城乡户籍制度之下，老百姓没有党委开的介绍信是不能随意流动的 要是乱跑被发现了，可能会被打为“特务”或者“间谍” 像河南的焦裕禄默许农民坐火车逃荒，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这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搞浮夸一般都是一个省集体都在搞，你除非跨省，要不然跑到同省隔壁村，还是一个样 路程那么远，农民哪怕是逃出去了，路上没有备好口粮，也可能中途就饿死了 除非你在城里有亲戚可以投靠，要不然基本是没地方可以去 但有城市亲戚的农民，终究是极少数 ②是越级上访，向中央告状 又或者在上层领导下基层视察时鸣冤 然而这一点非常困难，农民根本不知道去哪找所谓的上级领导人 要大老远走到北京去告状，难度也太大了 更不是每个基层都会获得领导视察的机会 就算真的有实事求是的上级领导来了，基层领导也会警告本区的农民 不许乱说乱动，不许给大跃进“泼冷水” 农民怕被报复，又不敢说真话 ③是请求地方开仓赈灾，但是地方负责人对此往往是很抵触的 你要赈灾就得先承认当地有灾情——这是自我打脸，如果丰收了怎么还会有灾情？ 一旦承认有灾情，随时可能被扣上一个右倾的帽子整得很惨 ④是组织反抗 但是在当时三四个人就可能被打为“反党集团”和右派定罪门槛非常低的背景下 农民就算想抱团反抗，也早就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力气且孤立无援 三四个人胆敢私下集体抱怨一下就要被扣帽子了 更不要说农民手上是基本没有枪支武装的 所以在谎报粮食产量最严重的省份里，农民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自救的方式 如果爆发了饥荒，出现了“强制征粮”，大概率就只能等死了 有些支黑会嘲讽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懂得反抗 我要说这种嘲讽是完全错误、没有道理的 当时农民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方法和渠道 一旦当地负责人发狂了，农民就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 大跃进的背后，还体现出了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工农业剪刀差 大跃进时期为了因地制宜，尊重各个省份的主观能动性 中央给各个省份下放了大量的权力 比如说央企下放给省份自主化管理

47:54

Speaker A

新的工业项目审批大幅简化 给地方上保留了多数的物资调配权和财政自主权 商业、教育、科技、文化等多方面事权，连招工审批权都下放了 放权并不必然意味着好或者坏 但它客观上解除了中央对地方经济规划合理性的监管 有些省份大量上马新的工业项目，全国迅速新增了一两千万工人 大跃进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的话题非常复杂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和工业扩张太快了 上千万工业人口要吃饭，意味着巨大的粮食负担 前三十年里，城市居民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 可以在粮油、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全方面获得低价乃至于免费的福利待遇 要是有人感到岁月静好，那就说明有人在为此负重前行 一个城市户口往往需要好几个农村户口来供养 这还仅仅是对城市员工的生活供应压力 上马大批工业项目，还产生了巨大资金压力 需要购买设备和原料 然而中国一穷二白，又没有海外殖民地 不能对外剥削，就只能对内再剥削一轮粮价和农民口粮了 可是这种“剥削”一旦到达某个极限，就会开始危害农民的生命 中共新闻网曾有一篇文章，叫作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代价无奈，大爱无疆 说的是被很多人怒喷为大跃进五虎上将之一的川渝地区负责人李井泉 在川渝大范围闹饥荒的时候，对于中央要求调粮的命令其实是抵触的 那为什么李先念这些主管经济的中央领导人命令下得这么死呢？ 因为在中央层面看来，如果必须面临极端“二选一”的话 那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工业城市就是要比川渝这样的农业地区更优先、更重要 就算要把川渝地区的农民“饿死”，也要保证城市“有饭吃” 这就是“必要的牺牲”嘛！ 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曾说，安徽饿死人是有的 是曾希圣对农村高征收 上海的口粮安徽与江西是大头 曾希圣是“牺牲”了“自己的”安徽，保全了上海 东北地区也存在这种为了“保”工业城市而征调“过头粮”的现象 说句难听的，当时就是中共在饥荒中让农民替城市居民去死 而地方党委面对中央这种命令的时候，也没办法抵抗 所以川渝虽然饿死了上百万农民 但是在大跃进结束之后，李井泉还因为“坚决执行命令”而获得了提拔，官越当越大 不止一次有人向中央告李井泉的状，但是全被中央高层保了下来 道理很简单，调粮的命令本来就是中央强制要求的 反复的饥荒还造成大量饥民选择逃往香港 然而按照中国当时的社会规则，不会问你为什么逃港

50:25

Speaker A

反而会说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背叛 甚至会被定义为反革命、坏分子、或者右派，送去劳改或者劳教 随着时间的推进，大跃进过程里的粮食问题和产业失衡已经到了十分极端的情况，再也无法推进下去了 中共的政策开始转向，地方上也开始进行自救 1962年，中共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把七千多个基层党委负责人全叫来开会，要对大跃进进行一个总的定性 这场会议很出名，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以及林彪那句"困难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都出自这里 本期主要讲七千人大会反映出的央地关系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代表们都是以省份为小组来讨论和提意见 但是问题在于，很多基层官员不敢说实话的本质原因 就是害怕指责自己的上级之后被反手扣一个“右倾”的帽子 很多人来七千大会之后和同省的其他同事交流之后发现 以前还以为只有自己有压力，结果现在大伙坐一块，发现原来大家都有压力啊！ 互相开始一起抱怨 结果本省的省委书记一把手一来，大家马上集体沉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 曾希圣来之前大家聊得热火朝天 曾希圣一坐下大家全都不敢说话 不少基层代表虽然对于小组内没办法进行有效真实讨论感到不爽 但是在听到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也就忍了 尤其是听到刘少奇讲话之后 不少基层干部都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庆幸大跃进终于要结束了 没想到在大会尾声，林彪突然一改刘少奇批评大跃进的调门 对大跃进重新开始进行积极评价 让很多基层代表以为这次开会的真实意图是要继续重启大跃进 那大伙就觉得那这会岂不是白开了吗？ 马上就有基层干部给毛泽东写匿名信 说在实际的地方会议里，基层官员们都不敢讲话 有的省份啊，运动前期把实事求是反馈灾情的官员给整了 运动后期去追究极左错误的时候，又把那些坚持执行上级命令的官员给整了 基层官员横竖都有错，扣下来的帽子无比巨大 上级领导人怎么都是对的，难得自我批评一次 也就单纯口头上象征性检讨两句就结束了，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搞得基层官员们一肚子火 你们大官远离一线，最苦最累最有风险的活全丢给基层的人去干 自己指挥错误、变来变去，结果出了错全甩给下级 你们这些当大官的到底要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样呢？ 基层干部们早已对大跃进忍无可忍了！ 毛泽东在这场大会里跨过了从中央到基层之间冗长的官僚系统

52:47

Speaker A

直接面对基层官僚的怒火 不得不在政治上让步，正式停止大跃进 把七千人大会变成了基层官员们的“出气会” 油管上讲七千人大会的博主，经常会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出发介绍这场会议 但是我要强调，这是毛泽东一生少有的，直接面对大量群众代表一致反馈反对意见的场合 毛泽东这一生是非常少在公开场合里完全放弃自己政治主张的 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次大会就是一次基层官员的集体匿名投票表决 向大跃进乃至于中共中央提出集体否决 因此七千人大会刚结束，毛泽东就不得不把经济工作的指挥权让给其他中共高层了 大跃进的背后，除了体现后发国家的发展困境之外 还折射出了中共的很多体制问题： 首先是信息不通畅 普通群众之间，不同省份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基层与中央之间 没有一个健全的纠错渠道 群众无法反抗基层党委的决定 基层党委无法反对中高层党委的决定 中高层党委无法反对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决定 一旦反抗就面临巨大的被打为“右倾”“右派”的政治风险，沦为政治贱民 显现出了中共上下级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博弈的不平衡 运动的代价总是走向基层官僚和普通群众 大跃进结束之后，中共接管经济恢复工作的领导层开始对整个国家的政策进行调整 1962年前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为了缓解刚刚遭受三年冲击的经济压力，提出要包产到户 具体来说就是公社保留部分土地和社员们的部分劳动时间 剩下的就交给农民家庭自由支配 这套改革方案里，公社仍然非常强大 掌握着生产规模的制定权、分配权以及土地所有权 农民只享有部分经营权 并没有允许农民赎买土地 改革本身还没有到彻底否定公社的程度 远远比不上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力度 陈云甚至更大胆，他说干脆分田到户 要知道包产到户还只是经营权的变化，分田到户可是所有权的变化了 这就涉及中共关于所有制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了 我知道对于这些政策的优劣，永远有观众争论不休 但是有一个客观事实必须承认，那就是“包产到户”在短期之内对恢复经济有不错的效果 并且获得了部分农民的真心拥戴 邓小平更直接 1962年恢复经济时期有很多官员和他请示到底能不能包产到户 邓就说出了他那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名言

55:12

Speaker A

只要能快速恢复粮食产量，就是好猫 同时中共开始对以往的政治案件进行平反 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中共在党内打了36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导致党内的怨气很深 刘少奇认为反右倾的时候存在扩大化现象 邓小平更干脆， 县以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风吹全部甄别平反 周恩来则对知识分子进行安抚 上纲上线的整人现象开始减少 中共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调整 中国的对外关系从5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讲究“斗争”，经常多线对战 不仅同时和许多国家关系紧张，还给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很多援助 可六十年代初，恰恰是中国经济最困难、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当时分管对外关系的王稼祥知道对外支援这么多的同时，国内的老百姓饿成这个样子 他就提出来说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啊，要对本国老百姓负责 主张减少对外援助 陈云后来在支持经济恢复工作的时候指出 建国后的历次粮食危机，经常和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相关 如果再秉持那种“苦一苦农民”的逻辑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 农民就要被逼得去把种子粮吃掉，乃至于被饿死了 以后就没有农民种地了 所以1962年整顿经济的时候，中共高层大规模遣散各省工人回村 下马了大量城市项目，又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大下岗” 但是以上的种种行为，有许多已经突破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底线 被毛视为“放弃阶级斗争”，乃至于修正主义 1964年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时候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 一少就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说这是修正主义路线 这些人在国内又主张三自一包 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 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 搞垮社会主义制度 三合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 这些人里有中央委员，有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其实就是分别点名王稼祥和邓子恢 1962年8月初，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第一次对中央领导层的强力反扑 毛认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得可以了 并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著名口号

57:32

Speaker A

这句话成为了之后中国的政治基调 再次重启中国的“阶级斗争”氛围，重提“反修防修” 坚决不能为了缓解经济困难，而削弱他认定的基本制度 毛泽东对单干如此抵触，也是有理由的，他认为： 搞单干，马上就会出现阶级分化 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 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 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 所以我觉得哪怕是反毛泽东的人也应该承认 当时虽然有群众真心更喜欢包产到户，但同样也有人是真心拥护集体化生产模式的 集体化生产方式客观上是能够保护到一些弱势群体的 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到底是对是错，我不想去争论 更不是这期视频的重点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分裂 毛泽东在决策上感到孤立，并且觉得中共高层已经出了问题 刘少奇邓小平这俩人曾经都是大跃进的急先锋 共产风浮夸风搞得特别猛 却又都在大跃进结束之后走向了对中共体制的修复 邓小平的逻辑是变成黑猫白猫论的实用主义作风大家都懂 刘少奇则是对中共体制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创新” 他在会议上并不反对毛泽东要继续“阶级斗争”的观点 只不过他的斗争走向了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四清运动中的“工作组”模式 四清运动既是文革爆发前最后一次大规模运动 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走向公开化的一个关键过程 1963年开始，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目的是要去制止农村基层自发交易富余农产品的自发市场 大跃进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吃的 所以就产生了农民长途运输倒卖富余粮食到其他地方进行交换的情况 这些行为在当时都会被认定为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毛泽东认定这次的阶级斗争得从农村基层开始 八届十中全会开完之后半年多 毛泽东跑了十一个省，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跟他谈社会主义教育，其余九个都在跟他谈国民经济调整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多数的地方负责人，对于社教运动都不是很积极 不少省委书记认为国民经济困难的形势还远远没有过去 为了舒缓饥荒，甚至会对自发市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之后由于毛泽东开始专心于对外事务，社教运动逐渐变成由刘少奇主导 我们先得说毛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里不是只有分歧，首先应该承认他们有共识 第一，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是一样的 都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很严重 第二，都认为基层政权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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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毛泽东说，现在我看我们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刘少奇更进一步，说有的行业三分之一还不止 毛刘虽然看似说的是相同的词语，但实际含义却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中共最高层，是中央走错了路线，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泽东曾和身边的人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 是为将来这个国家、 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刘少奇虽然也认为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手里 但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基层干部作风不好 腐化堕落，欺上瞒下，多吃多占，贪污腐败，投机倒把 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最开始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 重点清查农村基层干部经济问题 看他们有没有在平时仗着权力，多吃多占，吃拿卡要 后来对于基层干部的清查项目越来越扩大，不再局限于“经济” 开始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也就是“大四清” 大跃进的时候，为了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刘少奇曾去过湖南基层进行蹲点调查 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上提到的 “我到湖南一个地方， 农民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 来源就是这次湖南调研 中共在宣传这次调研的时候，一般会谈到这么几件事情： 刘少奇有次在蹲点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粪 发现里面全都是没消化的糠皮和粗纤维 他就感叹：假如有粮食，老百姓怎么能会去吃这些东西！ 因此认为基层的干部欺上瞒下，虚报数字 明明农民面对的粮食问题非常严重却知情不报 同时还发现有的基层干部搞了一些冤假错案 然后老百姓迫于政治压力，怕进行申诉和抱怨就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和大右派的帽子，有苦说不出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刘少奇宣布解散食堂，给冤假错案平反 向老百姓自我检讨道歉，群众奔走相告，欢呼中央领导的明察秋毫，挽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啊！ 当然了这个故事存在一些水分，并不像宣传的这么美好 我等一下会和大家说为什么 应该说，刘少奇在这次调研以及大跃进过程中意识到 在中共曾经的治理模式下，群众有政治压力，不敢说真话 部分中基层官员存在“欺上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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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以及故意上纲上线搞冤假错案的行为 刘少奇意识到了中共系统内部的信息失真 他提出的改进方法是：上级官僚要跳过中间阶层 直接来到一线，不单纯依靠下级的“汇报”，而是直接向老百姓了解真实的官员情况 然后对“欺上瞒下”、“上纲上线整群众”的官员进行整治 所谓“工作组模式”类似于：中央和省级的领导干部亲自下基层 先对群众进行“左中右”的成分划分 然后去找其中最根正苗红，成分“最左”的“贫下中农”了解真实情况 觉得这种人对党最忠诚，一定会说实话 最后在工作组反复的心理工作之后，“受压制的老百姓”总算能够“讲出自己的心里话” 揭发出平时多吃多占、欺上瞒下、压制群众的基层干部 工作组不仅可以把这些被群众检举的干部抓出来 当做“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狂整 还能得一个“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美名 “工作组模式”听起来好像很美好，实际情况里真的是非常恐怖 在部分地区，确实不少基层官僚凭着权力多吃多占、偷鸡摸狗 可中共的基层干部们也不全是坏人啊 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实事求是，作风优良，还获得了当地农民的真心拥护和认可 那这个时候工作组反复调查，不仅查不出东西，还影响生产 其次是由于工作组经常抱着“有罪推定”的态度下基层 为了抓人而抓人，所以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把一些基层官员的小问题无限上纲上线 没问题就进行污蔑造谣 基层干部要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还会被说成是“不老实”，屈打成招，打到你承认为止 发生了大量屈辱性的整人、打人暴力事件 文革中用来整人的经典姿势“喷气式飞机” 就是在四清运动中开始被大范围普及的 工作组揪斗基层官员的时候，下手毫不手软，还出现把基层官员活活打死的情况 为了响应1962年全面重启的“阶级斗争”口号 省工作组在整肃基层官员的同时，还要再把一些在历次运动中被打为地富反坏的政治贱民拉出来重新批斗 哪怕你建国之后老老实实没做过错事 也要硬说你没有改造好，说你对社会主义怀恨在心，强行拉出来斗一斗 除了斗以往的贱民之外，还要制造一批新的贱民 把成分比较差、有一点历史问题 比如说把被国民党和日军俘虏过的人 拉出来说成是“反革命残渣余孽” 为了强调“深入群众”，和“斗争力度” 每次开斗争大会都动不动以千、以万人为单位 打击范围特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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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所以省工作组下基层的模式在大量地区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埋下了更多的愤怒和仇恨 我简单列几组陕西省数据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四清运动的惨烈程度 关中地区的长安县是省里的“四清”重点 一个40万人口的县，派去万人左右的工作队 长安工作团估计当地有些地方百分之七八十基层干部都是敌对阶级分子 或者是漏网地富、国民党残渣余孽、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为了抓“坏干部”，工作组“创造条件使他们犯错误”，其实就是“钓鱼执法”嘛 结果冤狱遍地，一个县，不到三个月，自杀人数超过500人 有人背后说，这是土改、合作化以来自杀人数最高的纪录 打官员干部还不够，还要迫害以往的政治贱民 旧的政治贱民虐完还不够，还要上纲上线找出一群新的政治贱民 补划和查出一大堆地富反坏，随随便便都是几千人起步 西乡县城乡在“四清”运动中查出有经济问题者17651人 占全县总人口23万的7.8% 其中干部10101人，占干部总数的76% 76%是什么概念啊，假如说你大学宿舍里一共有四个人 那相当于你们宿舍在统计学意义上会有三个人被查出来有问题，相当于你们宿舍一屋子罪犯 西乡县的数字我就不再念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中共的斗争对象和政治帽子都非常丰富 什么人都要斗，并且总有一款帽子适合你 大家可以看到，不堪受辱，或者对未来绝望，选择直接自杀的人，比例是很高的 中国人属于是全世界最抗压的民族之一了 能把这么多中国人斗自杀，可见四清运动的恐怖 哪怕多年过去，不少干部和群众谈起四清运动，都心有余悸 除了整人之外，工作组在经济政策上也讲“阶级斗争” 在红色圣地延安，工作队为了“共同富裕”，开始开动脑筋 说“按劳分配使人多劳少的贫下中农吃了亏”，推行更加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陕南的凤县，几乎每个公社都反了普通农民 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 在陕西的试点县里，1964 年逮捕 6400 余人，拘留 5000 余人，平均每天逮捕30个人以上 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双开”）的脱产干部 660 多人 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有4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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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你要是敢鸣冤，敢翻案，还要继续整你，这就叫“抵制翻案风” 这些数据大家可能没办法直观感受到四清运动具体有多严重 有的地方整人太多，都没地方关人 和狼人杀一样，每个人都在想，明天是不是就要轮到自己被整了 我不想再介绍这些数字，看多了真的会产生审丑疲劳 从这些例子大家可以看出 四清运动并不存在什么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只不过被下面的人执行坏了这种情况 因为从本意到执行，全都是这群“上面”的人亲自操刀的 上面的本意本来就是坏的，结果执行起来变得更坏了 与其说这群人是来平反冤假错案的倒不过说是来制造冤假错案的 中央书记处彭真觉得整基层干部的力度有点过头了，曾提出要团结两个95% 就是说农村里面95%的群众和干部都是好的 言外之意就是说整人不要这么扩大化 但是刘少奇觉得大量的基层干部已经烂掉了 而且还被大量地富反坏右给渗透了，甚至觉得整得还不够 为什么呢？ 还是来源于刘少奇1961年大跃进期间去湖南蹲点调研的经历 刘少奇和农民聊天的时候，发现农民不好意思说话（不敢说话） 刘少奇特地把社队干部赶走之后，才了解到当地农民对公共食堂有很大意见 因为农民在农村居住得很分散 如果强制要求来食堂吃饭，有的农民必须得走好几里路才能到食堂 来来回回既耽误时间，浪费劳动力，又把人累得够呛，特别是来了也没饭吃 因此刘少奇决定解散公共食堂 可是这时候，有一位叫做“彭梅秀”的基层大队书记跳出来说： 刘胡子，你解散公共食堂是要拆散集体，走资本主义道路！ 说实话一个基层大队书记敢正面大骂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这是很难想象的 刘少奇就跟工作人员说：看彭梅秀连我都敢骂，可以想象她对一般的农村社员能作威作福到什么程度！ 而且还批评彭梅秀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地主家的儿子” 认为彭梅秀有很大的问题，被坏分子渗透了 刘少奇的底层逻辑是：一个基层官员如果敢对上级大不敬，那对普通群众一定会更加嚣张跋扈 可是我要说：当时虽然确实有不少农民反感公共食堂 但反对解散食堂的彭梅秀并不是什么“基层恶霸” 彭梅秀反对解散食堂，并不是要农民挨饿 而是认为当时的农民没有锅和碗，直接解散食堂，大家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彭梅秀死的时候，有上千村民自发站在公路上等候 主动参加第二天追悼会，很多人当场痛哭 可见彭梅秀还是受到不少农民喜爱的 所以实际情况恰恰和刘少奇的逻辑相反 彭梅秀敢顶撞上级，恰恰是因为她对基层农民负责 彭梅秀平时个人作风非常清廉，并不存在贪污腐败、多吃多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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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刘少奇的逻辑或许能在一些地区找出欺上瞒下的基层官僚，但也并不是绝对正确的 “工作组”模式固然扭转了部分央地关系之间的博弈方式 可是它却再次强化了中共上级领导一定是对的逻辑和一元化体制 没有突破中共传统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 由于对基层打击过于严重，还使得中共的中上层与社会基层之间发生了裂痕 并且对干部与群众进行成分划分的行为也增加了群体内部的分化 毛泽东对四清运动不满，不仅仅是因为他希望四清运动“不要伤人太多” 更大的原因在于他越来越反感中共这套“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 无论是基层党委领导群众，又或者是高层亲自下场领导运动，都不是他理想中的“群众运动” 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一种民众自发的行为模式 1965年开始，毛泽东多次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造反” 他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毛泽东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 （毛泽东说：）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1967年文革爆发后，毛泽东接见外宾巴卢库时曾说过： 1962，63，64，65，66，五年的时间 我们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 在工厂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绝对不是单纯的“权力之争”，更是毛刘对于国家到底该怎么治理的理念之争 196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社教运动总结下发了一个《二十三条》，其中第二条规定：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很有意思的一点，文革里反复说要打倒的走资派这个概念 其实并不是文革的首创，而是四清运动中的产物 只不过此时毛刘对于“走资派”的定义和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毛是在骂中共中央高层，刘是在骂基层 从群众运动的角度出发，四清运动的意义更为深远： 它第一次让普通群众尝到了斗干部的滋味 以前要么是干部整群众，要么是上级整下级，老百姓只有挨斗的分 四清运动里，第一次告诉大家，干部也可以被群众揪出来斗 同时四清运动还为文革埋下了仇恨和恐惧的种子 被整过的干部记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没被整的干部知道下次可能会轮到自己 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不再局限于普通群众，还被上升到了官僚集团 中共立国十多年来，反复的运动和阶级斗争，以及对大量来源于旧社会力量的不信任 使得中共对于身份政治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极端 在中共建国之初，地主、富农、资本家原本是有“退出机制”的 地主劳动五年、富农三年就能改变成分，私营业主只在拿定息的七年里算资本家 对旧社会的精英是采取逐渐包容和接纳的态度 可是随着反右运动的进行以及后来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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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阶级成分不仅取消了退出机制，遭受的打击还越来越严重 中共“阶级斗争”的逻辑是：家庭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政治立场 所以成分和出身不但不能取消和退出，还要加强 地主、富农、私营业主无论再怎么“改造”，都要继续被“斗争” 成分论从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越收越紧，甚至逐渐衍生为血统论 一个人哪怕在建国之后出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哪怕表现再良好 只要出身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家庭，就会背上沉重的“原罪”，被称为狗崽子 产生了“血统论”和“连坐”的社会观念 有时候哪怕是远亲的一点小历史问题，都会导致自己被连累 1962年，为了响应“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共修改了高校招生的政治标准 长期以来，高等院校的学习领域被划为普通、机密和绝密三类 每一领域在录取新生时都规定了具体的政治标准 新文件禁止资本家和右派的子女进入绝密领域 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子女不能进入机密领域 那些父母因为反革命罪而被判处死刑、监禁或公开监视者的学生不能进入任何领域学习 后来中共又修改了相关标准,使得家庭出身的考察变得更加严格 在高校招生时甚至对祖父母或兄弟姐妹被判过刑的学生也被加以严加限制 海外关系也被认为非常可疑 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之前,学校当局和公安机关对考生秘密进行审查和分类 如果考生被划入「不宜录取」的范围 那么不管这个人的考试成绩有多好，无论这个人平时表现得多么“积极” 哪怕什么错也没有犯过，也不会被录取，你的亲人有罪就是你有原罪 而且中共对于血统论是敢做不敢说 这种歧视性名单曾在某些地方不小心泄漏，在学生中引起很大动荡 后来中共指示所有学校都要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再让学生看到这种歧视性名单 同时，中共也有意地提高“红五类”家庭出身的新生代入学机会 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可以被优先录取，一小部分出身够硬的学生可以直接免试入学 这既是出于中共帮助工农的意识形态政策，也是出于对黑五类的不信任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对穷人的投入也是“最有性价比”的 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王大宾曾说： 像他这样一个来自四川大山中穷人家的孩子 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要想走出大山到北京上学，真的是不可能的，不敢奢望的 穷苦出身的孩子对资源分配，获得感会更强，对中共的感激也就越深 可以说文革前夕的中国，“成分”给一个人带来的政治影响，无孔不入的渗透到一个人的当下与未来 而各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都可以运用这套“政治贱民”制度，作为自己“治理”的工具 塑造了中国前十七年的“社会分配”制度 当然，被歧视的人并不占社会的多数 普通人大多是处于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对政治其实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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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但为了不在下一次运动里被打成“右派”“坏分子”和“反革命” 也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 他们必须向基层党委卖力地表现自己 更卖力地生产，更主动地参加政治学习，响应每一次运动 对于不上不下的中间阶层 中共还会再进行“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细致划分 积极分子往往更容易得到基层党委的嘉奖与犒赏 也更容易成为重点培养对象，成为中共体系里的一员 而落后分子们则可能沦为下次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 积极分子受到赞扬与欢迎，落后分子则遭到排挤和孤立 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单位的领导甚至举行公开会议，批评那些落后工人，或者进行公开羞辱 中共的官员可以靠着这种政治激励，调动积极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并使得落后分子处于滑向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的“恐惧”之中，必须对党委负责人百般讨好 落后分子的定义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非常宽泛 前三十年穷苦的经济形势迫使中共努力限制群众消费，造成了强烈的禁欲风气 艰苦朴素开始同无产阶级美德联系起来 而铺张浪费则与资产阶级恶习乃至于“封资修”相挂钩 一个人在生活里谈情说爱、穿鲜艳的衣服、抹头油、下饭馆 养鱼、下棋、写诗，哪怕是和领导顶一句嘴 都有被定为“落后”的风险 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极大降低了落后分子的门槛 有的人哪怕是工作努力、很好地完成任务，也可能因为和领导关系不好而被看作落后分子 在各个单位里，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都不占多数 多数人主要是不上不下的“中间分子” 他们尊重上级，温顺而服从 他们也会参与政治和生産活动，但缺乏由衷的热情 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日子人” 在刚建国的时候，当日子人勉强还能蒙混过关 可是随着中共“阶级斗争”的叙事不断升温，政治表现就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每个人都只有两种选择:当积极分子，或者做落后分子 中间地带被不断压缩 这促使群众进一步两极分化 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而言 无论是为了争取晋升的“立功表现”，还是为了和落后分子和右派“划清界限” 告密、揭发、举报、互相批斗就成为了“政治表现”的常见形式 同时由于毛泽东非常反感苏联对群众进行“物质刺激”的做法（即发放奖金或物质奖励） 所以党委负责人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政治激励”的方式来调整群众的行动逻辑，就形成了路径依赖 中共整人的制度在经过长期的不断创新、不断制度化之后，还出现了“黑材料”和“黑档案” 简单来说，中国的许多群众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立有专属的个人档案 而每当中共的基层党委获得热心群众的检举和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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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发现一个人存在“历史问题”，或者平时“不小心”说出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证据材料存入档案，在下一次运动中作为“阶级敌人”的“罪证” 有利于下一次运动的开展 告密和举报也会被视为一个人“积极向党靠拢”的加分项 有的人为了不被沦为“阶级敌人”的亲属连累 不得不对自己的至亲至爱进行羞辱和殴打，以此证明自己和“阶级敌人”划清了界限 这种“告密”状态使得社会中的个体之间都处于“互不信任”的不合作原子状态 无法形成集体化的结社与中共的基层组织相对抗 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档案中具体有哪些材料是不清楚的 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被党组织纳入了“不信任”的名单 因此在各种运动或者各种分配中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又会始终心怀希冀，误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 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 一些真实性有待商榷的黑材料早就宣告了他们的政治性死亡 他们最后只能感动自己 东北造反派范正美曾有过这样一段总结： 在中国，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 反对党委，哪怕反对党委中的某个成员，就是反对党，反对党中央 甚至在基层，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 这种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地灌输到中国每个人的心里，形成不言而喻的铁的规范 只要谁对党的组织有不同意见 党组织就可以举起这根反党的大棒，朝他打去 这个人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 在中国，直到1966年，老百姓也不敢批评共产党 只要一件事情，共产党说它好，它就是好的，不能说它坏 如果共产党说它坏，它就一辈子也好不了 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形成的某种规矩，也是不能破的 谁要是改变，那便是大逆不道，理应受到群起而攻之 到这里我大约用了三万个字给大家介绍了中共前十七年的社会体制： 这是一套由各级党委进行政治成分划分以及政治斗争的血腥磨盘 每一轮“阶级斗争”的来临，都意味着新的牺牲者出现 并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不断升高，中共整人的套路不断创新 “阶级敌人”的标准和形式也在不断增加，门槛不断降低 文革学者王绍光曾做过这样一组统计： 武汉市在前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下 各种反动封建残余势力、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有问题的党员干部”等等 总数加起来有十几万，而武汉的人口也不过才百万而已 如果说再包括上因为直系亲属或者远亲身份遭受牵连和打击的人 那么因为政治运动而被整的总数，会超过武汉总人口的20% 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相当于在统计学意义上，假如你家里只有你、你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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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A

那你们五个人之间总会有一个人被整、被牵连过，罪名和方式五花八门 中共的各级党委在前十七年挥舞“政治挂帅”的大棒 在群众与群众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屈辱 并且迫于党委一元化的、没有监督渠道的机制 无数人哪怕遭到了冤屈，哪怕遭受过饥荒与虐待，也只能被迫选择恭顺与服从 这就是潜藏在中国前十七年社会下的黑暗面 这些问题并不是偶发的，而是制度性的 哪怕是中共的领导人也都越来越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根源并不在党外，而在于中共本身 只不过他们给出的方案各不相同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 而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文革的介绍 “文化大革命”最早确实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 有人把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因为这篇文章既是文化议题发动的支点，也体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起因 毛泽东在1958年的时候发现大跃进出了很多问题 他自己也感觉到要给大跃进降温 但是当时降低温度压缩空气的效果并不明显 毛就提倡党内要说真话，要学海瑞 因为海瑞是明朝时期的官员 所以毛泽东的秘书就找到了明史学者吴晗，动员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 后来海瑞的文章还被改编成了戏剧，反响还不错 一开始这部戏还是“正能量”，可是后来随着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给毛泽东上书 随着1962年毛泽东开始批评中国出现的单干风和翻案风，随着阶级斗争升温 到了文革前夕，海瑞的戏剧已经被上纲上线到了涉嫌给包产到户和彭德怀翻案的政治高度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详细内容我不去展开 我想从几个侧面来介绍姚文元这篇文章的影响 毛泽东很喜欢以文化议题为支点来翘起一次运动，原因很复杂 首先文化教育话题是毛泽东感兴趣并且擅长表达的一个优势领域 毛泽东一生都对意识形态有着热爱与追求 其次是文化教育这些词的可解释伸缩性很大，起影响的方式多种多样 能绕开复杂的党组织程序，见效快、效率高 如果先在文化上炒得足够热，还可以回过头来倒逼组织程序配合自己 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居于主动 其次是毛泽东这时候在党内高层感受到很多对他的抵触 因此他才委托江青在上海找人写文章 而最后找到的人，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姚文元主写） 可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虽然经过了毛泽东的多次审阅，仍然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批评吴晗搞影射的逻辑在时间线上就难以成立

83:33

Speaker A

吴晗最早写海瑞文章的时候，1962年的包产到户、翻案风都还没有发生 这就好比你要去指责一篇2020年写的，鼓励各地实事求是进行疫情防控的文章 是在影射嘲讽2022年疫情防控混乱和突然放开一样 属于是时间刺客 这就给了吴晗很大的辩解空间 其次是你姚文元点名批判一个中共的高级官员，竟然没有提前向上级的宣传部门打报告，获取许可 这在中共的金字塔体系里是严重的程序违法，搞得北京方面非常不爽 第三就是姚文元这篇文章政治调门起得非常高，把海瑞批得一点进步性和正当性都没有 这种一刀切并且上纲上线的评价方式 也让不少人批评说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精神 所以姚的文章发表之后，遭到了多方面的抵制 不仅北京方面不转载，文化界也反应平平，还有不少批评反对的声音 让毛泽东非常恼火 1964年，因为中共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必须要有个领导机构 中共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 这个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担任小组组长 人名很多，但是除了彭真和康生之外，大家都不用特意去记 1966年2月，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彭真组织下发了一份《二月提纲》 大致意思就是说，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什么关系 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要实事求是 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到政治对错的角度 试图给运动降温 而这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想要把舆论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论调，是毛泽东不愿意接受的 他后来曾在常委会上说：既然你们要维护中宣部，我（毛泽东）就要打倒中宣部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要向中央进攻 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仅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而且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进行人事重组 1966年5月，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有三个极为重要的内容，首先就是通过中发〔66〕267号文件 由于是5月16号通过的，因此这份文件有一个更出名的名字，也就是“五一六通知” 如今学界通常都是把五一六通知当做文革爆发的标志 五一六通知首先是批判了二月提纲， 认为二月提纲掩盖了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 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86:12

Speaker A

毛泽东彻底扭转了彭真试图给意识形态讨论降温的意图 把文化议题进一步推向政治领域 通过批判一个学者，进而扳倒北京负责人，最后撬动一场全国性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能力 第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之前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以后，很多学术界的权威专家都批评姚文元 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非常不满 而这次在516通知里面就又再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第三个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里特意加了这么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大家想一下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前，官位可不小啊 当时中国可能的“接班人”又是谁呢？ 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把矛头对象了“党内” 甚至已经隐约透露出“党内高级官员”发起斗争的意图了 毛泽东还在人事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除了打倒彭真，以及他曾经批判过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代表人物邓子恢、王稼祥之外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撤销了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原来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只留下了一个康生， 作为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 新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此人为毛泽东秘书之一） 最引人注目的是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 图片里人好像很多，但是本期只需要记住陈伯达、江青、康生和张春桥、姚文元就足够了 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绕不开的灵魂人物 她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在文革之前，政治地位却非常低下 虽然1950年代初参与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但之后在政治上长期缺乏影响力，只是个电影处处长 七千人大会之后，随着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分歧加深，江青的分量开始走高 1963年以后，江青推京剧改造运动 制作了几个至今大家耳熟能详的样板戏 比如《智取威虎山》、《沙家浜》 1966年４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篇文章经过毛泽东三次修改，标题里的“林彪同志委托”还是毛泽东亲自增加的 “委托”这个词分量可不小，更不要说是被“林彪同志”委托了 这标志着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权和林彪的支持 这是她政治上最关键的一步，奠定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旗手”的地位 《纪要》里明确写道：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这是张春桥的著名黑线理论，在文革中被反复使用

89:01

Speaker A

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条重要理论根据 同时涉及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 成为文革里揪斗各种反动学术文化权威的源头 在这样的宣传下，中国当时大量的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就成了“黑线人物” 张春桥和江青的政治绑定也越来越深 张春桥作为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才加入的共产党员 长期在中下层从事宣传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记者 无论是资历、功勋还是等级，都和中共高层里浴血奋战的功臣宿将存在巨大的鸿沟 张春桥虽然深受毛泽东喜爱，但是确实资历不够 江青这一下也顺便给张春桥的地位带高了 毛泽东一开始并不特别需要江青，并不看好江青的能力 毛泽东与江青的夫妻关系也一般般，经常分居 毛作为一个革命者，重用亲属并不是他的本意 但是在经历了各种“同志”反目之后，他还是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回到家人身上 用家庭纽带的信任取代组织内部的信任 毛泽东不止一次批评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是批评江青能力很差，二是批评她脾气差，没有办法团结他人 我要说毛主席说这话不够实在 江青唯独在一点上特别有自知之明 那就是她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毛泽东妻子的身份，那她完全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地位 所以从政治结构的角度上来讲，毛泽东对江青是很放心的 1966年以后毛泽东的主要政治盟友只剩下周恩来和林彪了 毛也需要在这两个人之间有第三方势力进行牵制 江青动不动大鸣大放、语出惊人的性格在政治上未必是坏事 即使江青提出了一个极度激进的观点 毛泽东只需要在她的基础上稍加收缩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真实目的 毛泽东可以通过这种代理人的方式巧妙地在政治上保持弹性 恰如江青后来自己所说“她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面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穷无尽的地方信息涌入中央 毛也需要一个人去帮他分担信息处理的压力 夫人政治在结构上使得江青成为了天然的文革势力代理人 在1966年毛泽东打倒彭真之后，陈伯达被立为文革小组的新组长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跟了毛泽东几十年 但陈伯达在文革小组的实际权力非常矮小 文革小组的实际掌门人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其次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 大家如果去翻阅文革时期中央首长接见群众代表的谈话记录的时候会发现 江青的说话次数、占比比例，经常是最高、最多的 在陈伯达生病的时候，江青干脆直接“代理组长” 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甚至都不想当这个组长 江青经常当面训斥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几次想要自杀

91:42

Speaker A

陈伯达跟跟许多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讲过，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说要自杀 而且他专门查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是可以自杀的 要知道，在前三十年，你自杀，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是在向党示威，是罪加一等的反革命行为 从中大家可以看到陈伯达这个所谓的组长有多么的名不副实 文革小组的权力非常之大，理论上来讲，可以越过中国的一切行政机构和组织程序 直接对文革大革命中的一切事务进行指挥 是中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小组治国”，我觉得可能没有之一 是对整个前十七年旧体制的颠覆 江青瞬间从一个电影处处长，上升到了可以和周恩来、林彪平起平坐的政治高度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虽然在五月份完成了中央层面的人事改组 可是对于群众“自下而上”的部分，他始终不满意 1966年5月25号这一天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联合他人在响应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下 在北大共同贴一张叫作《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的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 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的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这些title很绕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出，都是北京大学乃至于北京市里的大官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批评他们仨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搞革命，压制革命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就在北大引起轰动 五七年反右运动结束以来，大家对各级党委说话都是毕恭毕敬 要给党委贴大字报，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因此第二天开始北大就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 有一部分大字报是支持聂元梓，说反对党委反得好啊 也有大字报批评聂元梓，说校党委怎么能乱反对呢？ 校内针对聂元梓大字报就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意见 聂元梓这张大字报让毛泽东非常兴奋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自下而上”模式的突破口 毛泽东盛赞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这份大字报马上被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并于1966年6月2日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上 而且人民日报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宣传机器全面开动之下 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开始响应，模仿聂元梓的行为，开始批判本校的校党委和行政领导 这是中共之前所有运动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由于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文革运动的还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刘邓也不知道文革到底要干嘛 于是就在6月初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怎么处理各个学校的学生骚动 刘少奇最后决定采取他的老办法：由上级单位介入学校基层，派出所谓的“工作组”

94:25

Speaker A

1966年6月3日这天，团中央和北京市委两个大的机构 就纷纷向北京各个高等院校以及一部分重点中学派出了工作组 工作组还是像四清运动的时候一样 上级派高级干部下到基层一线，取代原来的学校党政班子，直接领导运动 由于刘邓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具体是要干嘛，所以他们就惯性思维 都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 也就是把五一六通知，把鼓励学习聂元梓大字报，当做鼓励大家出来向党委说话的“阳谋” 等大家向党委说了话，再把发言者强行诬告为“向党猖狂进攻” 的“右派分子” 要是不承认，就实行逼供，屈打成招 强迫造反师生承认自己“反党” 、“反革命”， 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老子叫你干嘛你才能干嘛 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有一个讲话是说，出大字报是好事啊！ 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 又是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那一套 所以在各大高校和中学里，一大批反对校党委，或者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就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刘少奇整起人来毫不手软 所以很多学生都在6月初到7月中旬之间，受到了工作组的残酷打击和压制 而且工作组模式不只是在北京进行，是全国各个省市都有 我给大家举一个其中比较出名的例子，就是后来北京造反派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清华蒯大富 1966年6月，蒯大富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要求夺权，提出赶走工作组 结果工作组在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授意下，强行把蒯大富打成是“假左派，真右派” 蒯大富听到自己被扣了这么一个政治贱民的身份，一百个不服啊 用绝食表示抗议，结果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被整得非常凄惨 等到1966年7月18号，毛泽东总算从外地回到了北京 他回来以后严厉批评了工作组 认为工作组是在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和黑帮 于是从1966年7月26号开始，中央常委就决定把所有派出的工作组都陆续撤回来 1966年7月底的时候刘少奇在讲话中承认 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晓得来问我们，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 邓小平则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刘邓都搞不懂毛泽东到底要干嘛 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后，毛泽东还对被工作组压制的学生进行声援 1966年7月30号，周恩来直接去清华接见蒯大富 通宵听蒯大富诉了好几个小时的苦，对蒯大富表达了强硬的支持 把蒯大富感动得不得了 8月4号，毛泽东直接批评工作组说：

96:56

Speaker A

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时代，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 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和他们有什么分别！ 要学生起来革命，然后学生起来了又去镇压他们，马列主义都是假的！ 市委镇压学生和群众，凭什么就不能反对了？ 还说群众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大字报要多贴 刘少奇就向毛泽东做检讨 说主席这一段不在，我主要在北京负责日常工作， 因此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北京专政吗？专得好啊！（这里毛泽东是在阴阳怪气说反话） 还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刘少奇就被毛泽东狠狠骂了一顿 在第二天的1966年8月5号，毛泽东写了一篇更出名的文章 叫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里面各种名言金句，我就不全念了 大致意思就是说，工作组这群人，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也就是把工作组上纲上线虐待学生的行为概括为“五十天白色专政” 把毛泽东跟刘少奇在1962年、1964年的分歧直接公开化 刘少奇的政治生命这时候已经基本到头了 1966年8月8日，毛泽东要求通过了一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也就是我视频开头提到文革十六条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五一六通知 甚至被文革学者童小溪誉为“ 文化大革命的宪法” 以下我将结合这份文件，先后给大家介绍北京和其他省份文革运动的区别 带大家厘清造反派的构成和造反动机 可以说前面所有的铺垫，全都是为了这一刻介绍造反派 结合造反派的行为动机，大家才可以真正的了解文革为什么是一场“群众运动” 才可以真正的了解每个文件在文革中发挥的历史作用 文革最早兴起的群众组织，是所谓的“老红卫兵” 这个群体的定义和边界都比较模糊，TA们通常有以下特征： 较早成立和参与红卫兵组织 率先在学校“造反”、参与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修正主义路线 不受工作组约束、持有出身歧视乃至于血统论观点、大量参与破四旧 而且这群老红卫兵通常都是“红二代”、“官二代” 要知道中国前十七年里，“红五类”之间亦有差距 高级干部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功臣们，“含红量”“含权量”要比工人和农民高得多 两个群体的子女们的生活待遇天差地别，好比两个世界

99:21

Speaker A

部分自诩毛左的网友会认为批斗黑五类是理所应当的 却又同时批判文革早期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很反动 是假造反，是扛着红旗反红旗 那问题是针对黑五类的血统论就不反动了吗？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能一样吗？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你如果觉得世界上有天然坏的血统，当然就有天然好的血统 你认为存在贱民，就当然存在贵族 这是同一个逻辑的一体两面 既然默认黑五类的孩子女还是黑五类，默认城市工人的孩子还是继续享受城市户籍 既然社会里的大量分配机制都默认以爹妈和血缘为前提 那将军干部们的特权当然也是可以代际遗传的 许多高干子女成长在专属的“干部子弟”学校，享受着种种特权 经费充足，校舍优美，建筑华丽、设备完善 学生在这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冬有暖气，夏有电扇，有的高干家庭甚至有保姆伺候，衣食住行样样都有特供 即使在国家困难时期，在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 干部子女学校吃饭都不定量，放开肚皮吃到饱 有的老红卫兵爹妈官够大，司机随叫随到 不少干部子女从小的特权生活和父母的权势地位，以及中国社会以家庭成分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 不断强化他们的“贵族”思想，使得他们不断兴起一种“上层人士”的优越感 高干子弟特权生活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分配机制 由于缺乏“货币”这类可以数字化量化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工具和媒介 对于“革命”的贡献就成为了另一种量化指标 每个人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都以某种程度的“革命名分”来进行划分 就像前面所说，各级党委通过在历次运动中划定每个人的政治成分，塑造中国社会独特的奖惩机制 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中共的各级党委根据每个人的表现进行政治排队，给每个人贴上每场运动新制定的政治标签 一个人未来的升迁、培养、受歧视政策，都会受到政治等级身份的影响 共产党通过这种方式对社会进行甄别，使得大众不得不时时刻刻向中共靠拢 这种抽象的“政治身份”成为了共产党分配社会资源的符号 而随着家庭成分的影响在中国的分配体系来占据越来越明显的位置 随着对“黑五类”群体的越发不信任，高干子女们的“贵族”身份也在中国越来越明显 有的高干子弟嘴上的口号很高尚，但是心里的想法其实很丑陋 TA们心底不仅歧视黑五类，甚至还会有点瞧不起工农，觉得干粗活很不体面 在革命战争中做一个功勋卓著的将军或者司令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社会里的脏活累活都想丢给别人去干，自己只愿意干些高贵神圣的事业 有人批判这些贵族红卫兵是“自来红” 也就是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平时吃喝玩乐就成了社会“贵族”，非常可笑 老红卫兵还觉得自己天经地义 其实只不过是把“黑五类天然低贱”的逻辑倒过来讲一遍就可以论证自己有特权了 之所以后来不少人在反对血统论的时候感受到政治压力很大

102:22

Speaker A

怕反过来被扣上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帽子 是因为血统论当时已经是中国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了，贵族红卫兵只不过把这层窗户纸挑破了而已 不少高干子女因此认为自己是未来掌权的接班人，幻想自己以后也会像爹妈一样当大官 不过接班人和元帅司令的岗位数量毕竟是有限的 要是直接啥也不干就当上“大元帅”也不太可能 因此TA们迫切的需要一些客观的“战绩”来宣示和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和“特权贵族”的身份 他们早已渴望用各种方法来“建功立业” 所以在一些出身一般的普通群众还在对文革局势感到迷惑和恐惧的时候 贵族红卫兵们却早已迫不及待，想要尽早参与革命和造反了 然而可悲的是，部分血统高贵、自视甚高的高干子女在学习上却显得有点低能 他们经常在考试中考不过出身一般，甚至来自“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孩子 可是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技术，部分学校负责人不得不重视学生的成绩 以保证他们未来出了社会是可用的建设人才 所以老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成长就有很大的挫败感 所以文革早期，许多老红卫兵就趁着响应聂元梓大字报的机会 批评校党委重视成绩好但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狗崽子”的行为是“打击革命干部子弟” 是“没有站稳阶级立场”的“分数挂帅” 指责学校领导“不突出政治”，是“用业务学习压倒政治” 明明是自己能力不足，却要倒打一耙怪老师给的特权不够 当然了为了说的好听一点，老红卫兵们经常会用革命语言包装自己 比如指责学校党委“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拒绝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阻挠《海瑞罢官》的讨论”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学校领导没有同意一些学生不切实际的过分想法 主要也是因为这群老红卫兵一学习就头痛，唯一会做的就是复读背诵毛主席语录 除了用政治问题掩盖自己学习成绩不够好之外，高干子女批评学校领导政策的原因多种多样 部分地区推行“教育革命”化，要求学生参与高强度劳动 搞得一些从小养尊处优的贵族子弟受不了这个苦 因此部分老红卫兵就会借着文革的机会，指责校党委不积极参与政治讨论 以此来逃避一些学校设置的劳动项目 在出身成分压死人的年代 即使有的老师实际上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也可能会被这群红色贵族批评是成分不够可靠 比如被指控是知识分子出身，有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批评红五类出身的教师比例太小 老红卫兵率先造反还有着独特的信息差优势 文革期间不少重磅政治文件，比如前面提到的《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等等 都是时隔一年之后才向全社会正式公开的 而高干子弟却可以凭借父母高级官僚的内部信息 提前知晓毛泽东的部分意图 因此能够站在文革发动的最前沿 老红卫兵在学习上不一定在行，但当他们得知文革早期的运动是要去比拼在社会上横冲直撞

105:18

Speaker A

虐杀老师、校长，打击反动学术文化权威和黑五类政治贱民 他们就没有太大劣势了，开心得不得了 而且由于他们的“贵族”情怀常常会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他们对于暴力镇压和虐杀牛鬼蛇神，几乎是没什么心理负担的 杀黑五类和杀猪狗一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下手特别狠 1966年6月初，17岁的张承志、骆小海、卜大华等17名北京学生 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开会，成立了文革最早的一批红卫兵 所以红卫兵后来一般指的就是学校青少年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 门槛很低，十几个熟人就可以拉个队伍 他们在六月份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叫《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前前后后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也就是著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 1966年的7月下旬，江青在北京展览馆接见北京中学的革命小将的时候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这三论送给了江青，请江青把这三论转交给毛泽东 这里面有一句话让毛泽东很感兴趣： 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一篇没有收入进毛泽东选集 但却确实是由毛泽东本人在1939年准备的一篇给斯大林祝寿的讲话给找了出来 还从这篇讲话里面着重摘录了一句话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当时看到之后特别高兴 在8月1号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 在信中连续用了多个“热烈支持”表达了对红卫兵组织的赞美 这个事情迅速传开，彻底掀起了北京学生对红卫兵运动的狂热 1966年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这天同时也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 是建国十七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 北京高校和中学的几千名红卫兵代表直接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接见的过程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一个女学生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毛主席俨然成了红卫兵的“司令”和“统帅” 给毛泽东带上袖章的这位红卫兵，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作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的文章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位红卫兵在给毛主席给带袖章的时候，毛泽东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她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彬？ 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 按照宋彬彬后来的说法，这篇文章并不是她写的 是报纸在未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以她的名义登在报上 但是宋彬彬也没有拒绝，之后参加文革运动都自称“宋要武”（即对这一故事表示认可） 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大量的青少年仿照这个故事，给自己改了一个更革命的名字，比如“卫东”“要武”，都是比较常见的 军装和“要武”等等宣传，客观上造成“武力”成为了文革的代表性符号，助长了大量暴力事件发生

108:20

Speaker A

在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前后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每一次接见的规模都空前浩大 给了红卫兵巨大的精神激励 促使红卫兵运动开始突破校园，走向全社会 这时候红卫兵的成员构成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不再全是“老红卫兵”了，也不再全是北京学生 我之后再具体介绍 红卫兵冲向社会之后，最常见的一大内容就是破四旧 “破四旧”来源于林彪1966年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并由《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 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破四旧”后来更是被《十六条》所肯定 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八一八”大会上，林彪再一次为“破四旧”作了煽动性的号召 红卫兵们一下子找到了宣泄他们革命暴力最好的几个方式 “八一八”大会以后，北京的红卫兵刮起了破四旧的狂飙 那具体怎么破呢？ 首先是更改建筑和地名 把反帝、反修、工农兵、东方红、人民、前进、光明等等词汇硬塞给当时的各种街道和建筑 改名字还不够，更进一步的就是损毁建筑 比如说有的红卫兵认为清华园是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残余 不仅敲掉了清华园三个字，还把清华园的校门推倒 再比如各种古建筑、寺庙、教堂，以及其中大量的佛像、典籍都被损毁 也顺便把里面的僧人、修女拉出来批斗 把普通市民的所谓奇装异服给撕毁、烧毁 破四旧那毕竟是对物品，不是对人的革命 老红卫兵们对于《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理解 主要是集中在所谓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 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著名作家老舍当时不堪受辱，投湖自杀 在文革期间无数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黑线理论”的影响下 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黑线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 其实反不反动、黑不黑线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只要你在文化界有点名气，红卫兵就可以骂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 那个年代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更何况老舍还是当时的北京市文联主席，权威得不能再权威了 1966年8月23日下午，一群红卫兵把29个文化界成员揪到八月酷暑的烈日下批斗 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 然后说这二十九个人都是反革命 老舍就是其中被批斗的一员 这29个人被强迫跪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以头触地

110:56

Speaker A

红卫兵用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和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批斗了整整三个小时 因为害怕招致更痛苦的折磨，所以整个过程里没人敢顶嘴和反抗 回了文联之后老舍还在挨斗，斗到晚上才被允许回家 然后还被通知明天得接着过来挨斗 第二天老舍没有依照通知去机关继续被红卫兵折磨，而是直接投湖自尽了 身为作家，他死前没有留一个字的遗书，也没有告诉家人自己想要自杀 除了批斗之外，红卫兵还经常借着“破四旧”的名义去这些人家里抄家 把可能被视为“四旧”的物件进行损毁和没收，当时有的人家里同一天要被抄好几次 抄家和打骂也远远不够，还要扣上大白帽子，挂上牌子在街上公开游斗，进行反复羞辱 “牛鬼蛇神”这个词本来更多的是像林彪那篇社论一样 更偏向于指那些在文化、思想、教育领域里的人和事 可实际中，牛鬼蛇神这个词的含义在文革里被无限泛化，弹性很大 在老红卫兵眼里，除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之外，还经常包括“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阶级敌人 既是因为很多黑五类出身于旧社会，和不少旧文化、旧风俗相挂钩 还有一个原因是参加红卫兵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反动学术权威不够大家斗 而且既然是“革命”，那暴力和“阶级专政”当然也是少不了的 老红卫兵一大特点就是喜欢用铜头皮带抽人 用各种方法输出暴力 有时候老红卫兵都不是“不小心”把人打死，就是奔着杀人去的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大兴县对地主和富农的大屠杀 有二十几户人家被杀绝，上至老头，下至婴儿 只要你是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不管你干没干坏事，直接开杀 几天之内杀了三百多个人 不过杀黑五类的时候，老红卫兵其实也没觉得黑五类是“人” 贵族红卫兵的口号和逻辑就是：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黑五类）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 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 狗崽子就是对黑五类子女的蔑称 杀黑五类可以说是“贵族红卫兵”的公约数 既能宣泄快感、又能“建功立业”，成为自己“接班”的光辉战绩 特别是在中共“阶级理论”的宣传下，黑五类都是一群天天想着推翻中共的“阶级敌人” 因此虐杀黑五类还可以起到巩固中共政权，维护自己爹妈地位的作用 1966年北京的血腥岁月后来被称为“红八月” 其实早在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老红卫兵就已经存在大量暴力虐待事件了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活活打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 这其中固然有文革过程里，毛泽东要求群众响应聂元梓大字报，批评校党委 呼吁揪斗“学校黑帮”的时代背景 固然有校长这个群体比较倒霉，刚好同时踩在文化、教育、党委、当权派四个斗争方向的因素上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 很多贵族子弟爹妈的地位比这些校长、老师乃至于下基层的工作组成员们地位都要高得多

113:55

Speaker A

所以有种说法认为 贵族红卫兵批斗老师和校党委的时候啊，心里觉得这群人只不过是自己的“管家”和“奴才” 老红卫兵们响应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斗老师和校党委的时候 完全没有普通老百姓冲击挑战中共基层党委的心理、政治压力 而非贵族出身的工农“红五类”，可能斗黑五类政治贱民的时候相对会比较狠 但是斗校党委和工作组这些中共干部的时候，力度却未必能像老红卫兵那么狠毒 文革运动中，不同红卫兵的行动逻辑差异是很大的 由于北京红卫兵的数量迅速增加，群体的来源构成也开始变得复杂 因为干部子弟毕竟是少数 新加入的红卫兵，通常是“工农”家庭出身的一般“红五类”学生 这些年轻学生大多受中共的恩惠和基层党委的器重与信任 有一些还当上了团员、党员 这些普通红五类相对没有干部子弟的特权思想，但是却很有可能由衷地认可老红卫兵们的血统论观点 他们受中共的教育影响很深，心中同样可能怀有对“黑五类”和“狗崽子”的仇视 只不过他们认为“血统论”的说法实在是太过张狂，不够策略，不能团结出身没那么好的学生 他们出于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深切感恩，也会积极响应文革的号召 和老红卫兵一起参加“红色恐怖”，到处迫害“牛鬼蛇神”，破四旧 他们虽然也有可能对抗本校的校党委乃至于工作组，但却经常是出于“响应中央”的目的 这些人心里怀有一种对权威的崇拜 觉得越高级的官员，说的话就越对，越能代表中共 所以他们更愿意去迫害“反动学术权威”，对打倒工作组的高级干部相对没那么热情 这群没有高干背景却又赞同血统论，存在权威崇拜的红卫兵，大家可以称之为“保守派”红卫兵 他们和老红卫兵的心理有很大的不同 常常是出于向毛主席报恩、为社会做贡献、服从中央命令的动机进行行动 不像贵族红卫兵那样是想着当元帅当高官 不过在1966年8月左右，保守派红卫兵和贵族红卫兵们的差别还暂时不够明显，所以形成了暂时的合流 如今不少毛左谈到老红卫兵的时候都咬牙切齿，觉得他们转移斗争大方向，全都在搞破坏，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其实文革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 吴德感受到红卫兵的破坏不断升温失控，曾向毛泽东和林彪提出是否要“踩刹车” 结果毛泽东的回答是：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就行 后来打死人的事情实在盖不住了 结果谢富治来了一句：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 在气慎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打死了打死了嘛！ 对于老红卫兵乱打人的事情，中央高层采取了知情但又姑息纵容的态度 哪怕知道了存在过火行为，也不会对犯错的人进行足够实质性严厉处罚 对于北京当时的狂热，毛泽东还觉得“太文明了”，在他看来还远远不够，要求不要进行干涉 其实很多急着把老红卫兵开除文革左籍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老红卫兵对文革的正面作用： 老红卫兵们掀起了文革的政治狂热 并且凭借父母的内部信息，向全社会散播了大量毛泽东支持造反运动的讲话

117:01

Speaker A

老红卫兵还奠定了后来所有造反派的组织模式： 也就是强烈的去中心化和极左色彩 有时候十几个甚至几个熟人就可以组建一支战斗队进行行动，并且完全脱离基层党委的监管和控制 大家要知道，1966年以前，中国的基层党委对拉帮结派的防范非常极端 随便三四个人私底下搞个小帮派就有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风险 结果到了文革的时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老红卫兵在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下 建立了成千上万个自发行动的组织，不需要任何的所谓“党委负责人”来指挥 可以说，老红卫兵们是以“极左”的组织形式传播“极右”血统论观点 可能还会有人会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是很反动的 是被文革小组明确批判的 其实这有点岁月史书了 中央文革小组确实对血统论有批判，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和老红卫兵们有一个先合作，后来决裂的过程 1966年7月底，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高呼“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时候 江青当时并没有完全反对， 只是建议把横批改成“基本如此！” 1966年8月2日，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群众说：“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1966年8月4日有学生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 陈伯达说：“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 1966年8月6日晚，康生公开说： “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 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所以中央文革小组最开始对于血统论对联的态度，就算不说支持，起码也是姑息纵容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为什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和老红卫兵决裂了呢？ 这里就要开始进入文革的正式阶段——北京以外各省造反派的兴起 这是文革最精华、最有趣的部分 也是文革真正开始走入全民造反运动，试图自下而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环节 在这个部分，老红卫兵们也将发挥新的作用 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老红卫兵和血统论 大家可以在油管上看到大量抨击文革的视频，什么BBC啊，以及一些台湾同胞做的视频 很喜欢拿北京红八月、破四旧、打老师 将文革矮化为毛泽东想用红卫兵打倒政敌的政治权斗，来对毛泽东和文革进行否定 我都一直不理解，这些油管上黑毛泽东 黑文革的人文化水平怎么这么低！ 文革中最血腥、最残暴、最黑暗的屠杀 以及最精彩、最有趣的群众运动他们全都不知道 我不反对大家黑文革，但是最起码黑要黑到点子上

119:43

Speaker A

老红卫兵破四旧，虐杀黑五类、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人士确实很恐怖 但是如果去和1967年全国内战以及1968年以后全国绝大多数造反派被镇压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你夸文革也要夸到点子上 因为1967年前后，各个省份的文革造反运动，才是这段岁月最精彩的部分 别天天玩小王（王洪文）的定型文烂梗 1966年5月，为了响应中央文革《五一六通知》 和姚文元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的号召 各个省份的省委领导也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响应新一轮的运动 三家村的问题我们不再展开，大家可以简化理解为打击反动学术权威的一部分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多省委负责人并不清楚姚文元批判的那些人具体有什么问题 也不知道“反动学术权威”的具体标准 所以要么就是整一些和邓拓、吴晗、廖沫沙有关系的人 要么就是直接把政府机关、文化教育单位里一些存在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强行说成是“小三家村”和“反动学术权威” 进入经典的造谣、上纲上线虐待政治贱民环节 去哪里找这么多知识分子呢？经常就是来到各个学校，整里面的校长和老师 最后一种响应文革的方式，就是遵循北京刘邓的要求，派出工作组进入学校领导文革运动 想要搞懂北京以外各省的学校造反派运动，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1966年6月初 这时候，各个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工们已经开始响应毛泽东称赞聂元梓大字报的号召 也开始给自己学校的校党委贴大字报，提反对意见 而各省的工作组也开始逐渐介入学校的文革运动 所以文革运动在各省学校里，基本就是以这四个群体的大乱斗为基础进行的 接下来我将分情况，为大家介绍学校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发生分化的几种常见形式 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校园文革运动的复杂性 在工作组到达之前，不少学校内部就已经发生了分化 北京以外的其他省份的学校造反运动和北京的一大区别，就是其他省份大多数学生的出身，都是不上不下的 即使是红五类出身，也大多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父母大多不是官员 有时候就算有点政治历史问题，但也不至于到黑五类的范畴 存在高干子弟，都又不多 这就使得造反动机多种多样 为了响应毛泽东“欢呼北大大字报”的精神 不少学生和教职工们纷纷学习聂元梓，给学校里的党委贴大字报，原因五花八门 有人指责校领导的生活作风问题，平时和大家说话态度不好，生活上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经济上多吃多占，占公家便宜 在政治上长期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崇洋媚外 不积极响应文革运动，故意对抗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等 去批评校党委的领导干部们涉嫌广义贪污腐败和态度不好，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正当的 但是一旦到了政治问题，有些批评者往往掺入了个人的动机，并不像他们口头上宣扬得那么好听 比如说，有的学生是靠“工农”家庭出身的身份进入学校 结果成绩太差毕不了业，他们就趁机大骂校领导是“排斥打击工农兵无产阶级”，是“分数挂帅”

122:49

Speaker A

有的教师是凭借红五类身份才分配了工作 结果平时课讲得不好，能力较差，只好做些辅助工作，上不了讲台 校党委不得不重用一些成分不好但是能力更强的知识分子来讲课 这类教师就会指控校党委“不抓阶级斗争”，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可是校党委的领导也会觉得，学生毕业之后是要去建设社会的 如果空有一身文凭，却没有相应的能力，那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 是浪费国家投入的教育资金 你老师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也是浪费学生时间 这种情况下哪里说得清谁对谁错呢？ 大家都知道聂元梓用大字报炮轰北大校党委被无数学校里的学生和教职工视为学习的榜样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聂元梓要伙同其他人，贴出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呢？ 聂元梓在1966年造反的时候其实已经45岁了，年龄上都已经步入中年，可以叫大妈了 她之所以贴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校党委，并不是她对文化大革命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而是因为她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四清运动”里被校党委迫害过 由于聂元梓曾在1964年的运动里给陆平提出过批评，因此遭受了政治倾轧 算是和北大的校领导人陆平结仇了 她在文革中攻击陆平，很大程度上是把文革当做最后一次绝地反击的机会 无论大字报是否会成功，无论文革是不是第二次反右运动，她都必须尝试向陆平开炮，她只能赌 因为一旦她在四清运动中批评陆平的行为被正式定性为“反革命” 那她未来就将彻底沦为政治贱民，永世不得翻身 而这也是其他省份学校里，曾与校领导爆发过政治矛盾的教职工的心理写照 他们也想趁这个攻击校党委的机会，最后赌一把 也就是图片的右下角这一类 还有一种占比不高，但是不得不提的例子，就是趁机报复 前三十年社会氛围很复杂，有点性压抑 年轻学生谈个恋爱都有可能被上升为政治错误 有的学生年轻气盛，因为在学校里谈恋爱被校领导批评了 又或者因为奖学金没有评选给自己而心生怨言 想趁运动来临发泄对校领导的不满 对于教职工而言，办公室政治的勾心斗角就更不用说了 即使没有沦为政治贱民的风险，也可能因为性格上不和睦或者长期共事产生摩擦 有的教职工平时看似对领导毕恭毕敬，实则心里早就很不爽了 这两类人对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内容并不关心 只是看到墙倒众人推，希望顺势上去踩一脚，发泄心头之恨 尽管造反理由如此众多，但事实上，造反的呼声在一开始并不是绝对主流 也有大量的学生和教职工选择保护校党委 有的学生和教职工并无私心 他们由衷地认可校党委的工作 就算真的觉得犯了些小错，当看到校党委领导真心认错道歉的时候，也会表示认可 有的人心里未必真的认可校党委

125:34

Speaker A

但是他们出于对中国社会前十七年的生存经验总结 认为死保党委是最保险的选择，希望通过保护校党委避免自己在运动结束后被整 有的人则是因为平时多次帮助校党委整人、告密、揭发，早就和校党委进行了深刻捆绑 如果校党委倒台，他们自己也将遭受打击报复 还有教职工的逻辑和聂元梓完全相反 他们虽然也和校党委有过政治冲突 但是却希望通过讨好校党委来提升校党委对自己的好感和评价，防止自己彻底沦为政治贱民 还有一种人真诚地对中共感恩 在他们眼里，任何的中共基层党委都是党的化身，是不许批判的，他们把维护基层党委等同于维护中共 所以学生教职工在省委工作组介入之前 就可以出于十几种不同的理由，围绕校党委产生“造反”和“保护”两种相反的态度 当然了这个过程里还有一类人 也就是那些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都极其严重且确凿无疑的，早已被虐待多年的黑五类分子 这些人由于政治身份最为低贱 因此在文革运动中处于半沉默状态，不配说话也不敢说话 并且以上任何一个团体都可能以某种理由拿他们开刀，来转移自己被斗争的压力 人人都可以上来踩一脚 一位造反派学生回忆到： 学校里几个五七年被定下的老右派，平时个个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可学生们整治这群“落水狗”的时候，毫不心慈手软 他看到一群年轻学生提着军用皮带，监督那几个年老体衰的老师干些最累最脏的体力活 比如掏阴沟、背垃圾等等 有个眼睛高度近视的女右派，年近花甲，头发被剪得阴一块、阳一块，像狗啃了似的 这就是文革中用来羞辱女性阶级敌人的“阴阳头”折磨方式 这个老女人被几个年轻学生强迫跪在地上掏阴沟 掏出一堆垃圾之后，用簸箕端着，到另一个地方去倒 来回都必须弯腰低头一路小跑，一点歇息的时间都不给 稍微跑得慢了一点或弯腰弯得不够低，楞头青们手上的皮带，就会没头没脑地朝老女人的头上、身上抽去 当时这位造反派学生看到这个场景，觉得这老女人哪里还算个老师？连人都不是！连只狗都不如啊！ 不久就听说这位黑五类老师不堪凌辱而上吊自杀了 而校党委领导干部们对于学生和教职工的攻击，通常有五种对策： 一是在遇到实锤的严厉指控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否认 考虑到党委一般都由好几个人构成 就可以在其中挑一两个相对边缘化的，或者有些历史问题的委员打为“当权派” 把责任推到TA们头上，交给群众交差 这招叫“抛出”、“弃车保帅” 要求大家只能服从党委安排，批判这些小虾米，不许反对范围之外的人 二是把一些平时在学校和校党委关系不好的、或者出身有问题的教职工强行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 要求大家只能服从党委安排，批判这些小虾米，祸水东引，把火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 并且在教职工之间增加裂痕，这样就可以促使教职工由于害怕被打击，从而向校领导靠拢

128:34

Speaker A

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给运动设置条条框框” 如果有人胆敢反对范围之外的人，校党委都可以尝试给反对者扣一个“不服从党委领导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三是去挑那些攻击校党委的人本身的问题 查批评者的“个人档案”，找出积存已久的各种黑材料 把批评者曾经对大跃进、对四清运动，对中央政策说的一些抱怨上升到“反动言论”的高度 或者指责批评者“出身不好”，家里的亲戚有“黑五类” 是一群牛鬼蛇神想借着运动的机会趁机“向党进攻”，强调批评者的出身问题 对于那些确实没有出身和政治问题的，党委可以使用第四招：“反右”上纲上线模式 就是不谈批评者大字报的具体内容是否正确，直接套用反校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 把批判行为（又或是普通的建议）全部等同于右派行为 第五是拉拢那些支持自己的学生和教职工为自己辩护 文化大革命在学生群体上最先爆发，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1966年的时候，中国正在念书的大部分中学、大学生，刚好是一批从小到大都接受了中共社会主义教育的新生代 亲历过文革的徐友渔曾回想过自己当时的心态: “我们当时因为没有能够赶上五四运动、长征、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等等而觉得很可能要抱憾终身了 他高中毕业时就向班主任提出过，准备放弃高考机会，上山下乡干革命 所以文革一爆发，大喜过望，以为是千载难逢 于是以十倍的激情，百倍的疯狂去冲锋陷阵 应该说这类平民红卫兵的心态是真诚的 和老红卫兵那种精神贵族想要通过虐杀社会贱民获取荣誉感和特权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虽然前面介绍了很多中共的黑暗面 但也要承认，前三十年在教育上还是有很多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宣传的 培养了很多理想主义者 这让很多年轻学生不以金钱与权势为理想 而是想和革命军人一样，打倒反动的敌人，推动历史的进步 又或者像雷锋同志那样，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不图回报 他们勇于对社会里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说不，愿意直率的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实事求是 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1957年反右时期上纲上线的扩大化恐怖 没有亲眼看到大跃进农村里的饥荒 对中共内部残酷的政治倾轧并不了解 尚未接触中共的阴暗面 对社会怀有一种真诚的理想主义 这和那些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实则是为了实现自己某种政治目的教职工们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反差 不过这种微妙的反差在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明显 我给大家分享一位造反派学生的回忆： 当学校的干部信口雌黄，对这位造反派学生的母亲历史问题和他的发言进行污蔑造谣的时候 这位造反派学生血气方刚，不能忍受这个屈辱 说:“这帮狗东西歪曲事实，造谣惑众，我饶不过他们！”准备去讨回公道 结果他老实巴交的父母一起跪下来，哭着求他说： “共产党的官员都是何等厉害的人物！你敢反他们，岂会饶得过你？这不就抄到家里来了吗?

131:29

Speaker A

当年你叔叔大跃进的时候不过说了几句农村的实话，就被打成右派含恨至死 这教训你如何就不记得？你还想去找谁算账？ 忍口气赶快向敎务处作检讨，我和你妈妈就求你这一回了！ 上一辈人对于中共什么德行一清二楚，父母直接下跪，求自己的儿子顺从校党委的造谣 这位年轻学生流下泪来，连忙把父母亲扶起，说：现在不是反右那时候了 现在是党内有一部分人当官作老爷，搞修正主义，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毛主席号召我们革命学生，炮轰这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改变颜色 这位造反派学生不顾父母的劝阻，毅然对校党委发起进攻 这就在代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污蔑造谣”的政治迫害又给学生和职工们加深了造反的动力 就在学生、教职工与校党委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里，工作组开始介入，使得冲突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接下来总结一下不同团体之间可能产生的三种博弈后果 第一种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省委工作组的高级官员进入学校取代党委之后，选择支持、保护校党委 认为这是一次新的“反右运动”，和刘少奇、邓小平是同一个逻辑 很多工作组一到学校，看到一大群学生炮轰学校党委，就说这是“右派翻天” 你今天敢反学校的基层党委，明天你就敢反中国共产党 认为这群反对校党委的人是想趁着运动的机会要求中共下台，是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省委工作组）说校党委「是绝对正确的，对校党委的任何怀疑都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省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一起整理批评者的黑材料，联合支持校党委的群体发起舆论反击 东北造反派范正美有这样一段回忆： 省工作组进入学校后宣布，有人要让共产党的书记下台 并且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 工作组的措辞处心积虑，字斟句酌，含沙射影，咄咄逼人 给文革早期运动中反校党委的积极参加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人们屏住呼吸，显出从未有过的寂静 听众们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室内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令人窒息 这是他生平从所未见的情景 大会结束后，工作组还特地从攻击校党委的人里揪出了一个所谓的“漏网大右派” 这个所谓的大右派贫农出身没有问题，工作刻苦，待人和善，深受身边的人喜爱 只不过因为在1957年反右过程里提出过要反左，就被打上了政治错误的烙印 右派在1966年时早已是反党、反革命的代名词 只要工作组甩起这顶帽子扣人，人们就要或主动或被动的向右派发起攻击 这样既能扭转学生攻击党委的方向，祸水东引 还能证明之前炮轰校党委的行为都是牛鬼蛇神发动的 中共前十七年的逻辑就是只要一个人政治成分/出身有问题，那TA说什么都是错的 身份政治大于是非对错 工作组的一系列安排，抢占高位 把1966年6月开始一个半月以来学校里燃烧的文革烈火彻底浇灭 人们毛发悚然，不寒而栗 范正美的第一感觉是呼吸紧张，脊背发凉，好一阵子没有喘过气来

134:24

Speaker A

这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即使多年过去，也有无数造反派学生对“五十天白色专政”心有余悸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是工作组下场支持校党委，对发言者进行个人攻击 比如将“反校党委”等同于“反党”，把攻击校党委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 又或者通过翻阅档案、查询资料和检举揭发，找攻击校党委的人的历史黑材料，将他们打为新的政治贱民 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学生会同时反对校党委和省工作组 这是文革早期最经典，相对没有争议的一大造反派主要类型 保守派学生是同时保护校党委和省工作组 但是中国这么大，学校这么多，工作组也并不必然会选择支持校党委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省委工作组会严格遵照毛泽东支持聂元梓炮轰北大校党委的要求 也去各个学校里抓“校长”和“校党委”，打成“反动权威”和“黑帮分子” 这类工作组，一到学校就联合学生一起批评校长和校党委，和“造反派”完成了合流 并且动员“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们把这些工作组点名打倒的人抓去批斗，游街，剃阴阳头，进行各种羞辱 同时还学习四清运动的逻辑，以各种历史问题、出身问题，对整个学校的教职工团队进行扩大化镇压 把很多老师和校长整得很惨，有的人顶不住压力直接自杀了 这就让一些由衷认可校领导日常工作的人认为，学校就算真的有错误，也不至于这么极端地打倒吧？ 这不是上纲上线杀良冒功吗？批评工作组搞错了文革的大方向 那些在反对校党委的前提下，选择支持工作组的人心态其实很多样 既可能是真诚的赞同工作组的做法，认为这群校党委烂掉了，早该斗斗了 又或者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保守派红卫兵那样，出于“权威崇拜”，觉得上面的人说的就是对的 又或者出于恐惧，单纯害怕被省里来的高官镇压 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保造合流了 第三种情况比较少见，是校党委、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省委工作组 最出名的案例就是重庆大学的郑思群案 郑思群先生是重庆大学的校长，多年以来作风优良，对学生、教职工们非常尊重、关怀 深受学校全体师生爱戴，没有人不说好的 结果川渝地区的工作组为了响应文革运动 就强行找了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和谣言，上纲上线把郑思群打成了“反党黑帮” 郑思群先生奉献了大半人生给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却被这样对待，心灰意冷，不堪受辱，直接自杀了 郑思群的死亡在重庆大学引起了极大震动，我给大家念两段当事人的回忆： 当学生们被告知郑思群早上5点自杀死亡的信息后，学生们懵了，女同学哇的哭了起来 工作组本以为左派会喊:“打倒郑思群！”可左派党员骨干此刻像死灵魂 寂静之后，会场一片嘈杂，秩序大乱 工作组怒吼:“郑思群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敌我矛盾，大家要站稳立场！” 党员们这才想起帮工作组维持秩序 另一个当年的造反派学生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的印象: 郑思群是八月二日五点自杀的 当学生们得到消息已是晚饭时分 有同学冲进寝室大呼：郑校长自杀啦！ 同学们当即将碗盘一砸，或慨然无言，或仰天长叹，甚至掩面痛哭 工作组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强行上纲上线迫害忠良，残害无辜者的行为引起了全校师生的集体震怒

137:45

Speaker A

而这类工作组在逼死了无辜的校长之后，往往还会去翻那些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的黑材料 在反工作组的学生和教职工里抓"黑五类"和“牛鬼蛇神” 造成学生和教职工对工作组怀有刻骨的仇恨 这种校党委、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省委工作组的例子虽然很少见 但却催生了全国闻名的造反派组织重庆“八一五”派 所以大家会发现，学生、教职工、校党委、工作组这四个群体 叠加上“家庭出身”“历史问题”“反动言论”“引蛇出洞”“是否有仇” “是否支持校党委”“对文件具体该如何执行”等等无数变量 会使得文革在各个学校里会出现很多种可能和群体分裂 不同个体之间完全可能出于看似相反的原因，共同做出支持某个群体的决策 这就是文革研究复杂的第一个地方 我刚刚也只是罗列了其中比较常见的几种情形而已 不过随着工作组被毛泽东要求撤出学校，随着刘邓的倒台 不同行为动机下的群体会“殊途同归”，最终分化为两个群体：支持省委工作组和反对省委工作组 到这我得给文革里保守派的概念进行一点补充 有的人也会称呼保守派是保皇派 这个外号来源于1966 年 6 月 5 日《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社论 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不过后来毛泽东要求，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周恩来就在一次讲话中建议改叫“保守派” 现在不少人会默认用“保守派”“保皇派”来指代那些支持本单位党委领导人 或者支持本省工作组、乃至于支持本省领导人的群众 可问题是大家根据前文的分类会发现，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支持校党委的情况下反对工作组 所以这就产生了“在单位里是保守派，在社会里却是造反派”的相反现象 著名的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王大宾 以及湖南省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的一号领袖叶卫东 都是这种“内保外造”的典型代表 所以文革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复杂的社会冲突和多层的央地关系会造成“保造”划分的模糊化 所以通常情况下提到“造反派”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特指那些在剔除掉持有特权思想的贵族老红卫兵之后 不太赞同血统论的，反对省委的造反群众 通过是否反对省委的一元化判断方法来回避基层单位的复杂冲突 这种划分方法对不对，我们暂且不论 但是起码在文革刚爆发的1966年阶段 这种以是否反省委为标准来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方法，是基本成立的 言归正传，由于工作组已经被撤销了

140:15

Speaker A

所以如果有造反派群众觉得工作组是错的，那就必须去追究派出工作组的省委的责任 但是这样子性质马上就变了——骂学校和骂省委，政治分量差别是很大的 学校里的干部领导只不过是中共体系里的虾兵蟹将 省委里的官员那是天兵天将，随便一句话就能把老百姓整得死去活来 你敢挑战省委，那下一步就敢尝试挑战中共中央了 毛泽东1966年7月底要求各地撤走工作组之后，并没有获得全国每个地区的完全执行 有的省份要么撤得比较慢 要么在撤走工作组之后，又用其他名头，扶持起新的傀儡组织，对学校文革运动进行遥控 找来一些所谓听党的话的好学生当代理人 对反对工作组、反对省委的学生进行上纲上线的压制，乃至于造谣 进一步深化了校内关于支持省委还是反对省委的群体对立 尽管北京不断传来刘少奇、邓小平被批判的信息 但也主要是传言，并没有足够明确的文件可以印证 到了1966年8月，尽管主张把运动矛头指向省委的学生和教职工越来越多 但从整个社会里的占比来看，造反派仍然是少数派 而恰好就在这个时间点，多个因素共同帮助造反派从少数派发展为多数派 这时候我们还是得聊一下老红卫兵 在老红卫兵身上，大家可以看到辩证法的魅力 一位被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是这么回忆的： 高干子弟红卫兵们到各地串联，给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传递“先进造反经验”和“中央精神” 向其他省份灌输“造反有理”“怀疑一切”的口号 带着受压的学生们一起“炮轰省委” 给血统一般的普通造反派带来了心灵和士气上的鼓舞 这个过程里，这位造反派虽然觉得老红卫兵多少有点粗俗、偏激、过火 但也被他们的豪气和勇气深深地鼓舞 在他们过激的言论和思想锋芒中，感到他们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第一次觉得，他们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 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看到老红卫兵们之后，他感到心情十分激动，格外舒畅！ 有一种自己在危难之中遇到了救援，被压抑之际替自己呼喊的感觉 这是许多在五十天白色专政期间里，遭受省委工作组压制和造谣的平民造反派学生的心理写照 这种心态体现出了当时学生群体内部的社会结构性差异： 前面我们提到，很多贵族子弟爹妈的地位比这些校长、校党委乃至于工作组的成员们地位都要高得多 这些老红卫兵批斗校党委和工作组的时候啊，可能完全没有社会下层冲击社会上层的心理、政治压力 到了后来向省委开炮的时候 有的贵族红卫兵家里爹妈在北京当政治局委员，挑战一下省委里的厅长局长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就是老红卫兵的“先造带动后造” 秦晖有句话很精辟：在北京最保守的老红卫兵们到了外地，也可以讲是造反派，也带有一丝造反精神 大家还记得毛泽东八月份在北京接见百万红卫兵吗？ 其实这些被接见的红卫兵里，并不全是北京本地的“贵族红卫兵” 也有一些是来自于其他省份遭受到工作组和校党委压制的“平民红卫兵”

143:09

Speaker A

他们同样在毛泽东鼓励红卫兵的政治狂热中感受到了最高领袖的支持 因此更加鼓起了向工作组反击的勇气 各地政府在知道越来越多被自己镇压的造反派们到了北京之后不仅没有受压 反而还得到了最高领袖的接见之后，官员们也会感受到政治压力 为了尽一切方法来扩大集体的力量，分散个体的压力 不少平民造反派开始有意无意地突破老红卫兵所谓造反必须是“高干子弟”和“红五类”的血统论限制 放宽了对成员的历史政治问题的歧视 因为北京以外的省份里，高干子女的比例是很小的，在人群中不占多数 各省的文革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省省会里的高干子弟贵族红卫兵发起的 但他们为了“领导运动”，为了体现优越感，一般只允许那些爹妈官比较大的人加入 至于普通工农兵子弟，或多或少有一点隐性歧视 就算允许加入，也只能当一些“外围成员” 这对很多年轻学生来说是很没面子的 老红卫兵那种十几个人就可以拉起一个山头的做法启发了很多平民造反派学生 既然你们不收，那我们自己拉个队伍总可以了吧？ 而且为了团结更多的力量，对于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还没有完全定性的政治问题 一些造反派组织也体现出了包容的态度 但是为了防止省委未来再次以抓“黑五类”和“牛鬼蛇神”为借口对整个组织进行否定 对于那些历史政治问题极其严重的人，多数造反派组织并不会予以接纳 那些最黑最黑的黑五类群体，要么被基本排除在文革运动之外，要么就得报团取暖 造反派对血统论的突破是文革对前十七年“政治身份压死一切”和“血统论”党文化的某种突破 但是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考量，这种突破并不彻底，只是有限的突破 所以平民造反派的主力军，政治成分往往是不上不下的，好谈不上多好，坏也没有多坏 在这里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关于讨论血统论非常出名的代表人物——遇罗克 他的父亲曾考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正值抗日战争 又先后在日占区和汪伪政府的地盘工作过 抗战胜利后计划实业救国，开办工厂 等到建国后，反右运动结束 遇罗克的父亲已经把知识分子、汉奸、国民党特务、资本家、学术权威、大右派的帽子全部集齐了 那1942年出生的遇罗克是否应当为他父亲的行为承担代价呢？ 1960年，遇罗克参加高考，结果全班只有他和一个有过盗窃行为的同学没有被录取 相当于沾到这么个家庭，哪怕啥也没干，也跟窃贼是一样的待遇 1962年遇罗克二战高考，本来都考上了 结果学校书记因为遇罗克的出身问题，拒绝接收遇罗克的档案 给遇罗克造成了极大的挫败 遇罗克的境遇只不过是共和国无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一个缩影 1966年7月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代代相传”的鬼见愁血统论横空出世 后来经过部分红五类改造，把“代代相传”的横批改成了“基本如此” 遇罗克看到这幅对联之后，马上产生了反驳的念头

146:03

Speaker A

他写下了一篇《出身论》，着重论证，一个人的表现，和TA的家庭出身并没有必然关系 这篇文章太长了，我简单概括一下 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是对地富反坏的专政，但却不能等同于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一起专政 而且既然社会主义教育如此的优越、先进，那对新一代的影响也当然是大于黑五类父母的影响的 遇罗克和自己的弟弟把这篇文章油印下来到处散发之后，引起了很多出身不好的人的共鸣 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有两个效果，首先是助推当前正在进行的造反运动从贵族走向平民化 其次就是对中国前十七年塑造的整个政治贱民制度产生冲击 这就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到底该怎么理解了 有的人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反义词 以前是资本家和地主世世代代坐在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头上敲骨吸髓 那现在就该是工农兵世世代代压在资本家和地主的头上进行狠狠的歧视和镇压 把地富反坏右打入一套完备的贱民制度里，永生永世，子子孙孙都为无产阶级大众还债 有的人则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指工农兵完全垄断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权 但并不意味着要在生活上进行镇压、惩罚和歧视黑五类 但是第二种论调由于平权色彩更为浓厚，反而容易被扣上“软弱妥协” “放弃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和“自由派”的大帽子 文革前两三年搞大辩论的时候，有一个全国通行的潜规则 就是辩论之前必须先自报家门，说出自己的出身或者成分 如果出身、成分不好，是不会被允许上台的 不过遇罗克只是无数抗争“黑五类”代际影响中比较出名的一个 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记录下的人和事使得政治黑五类的歧视制度发生了一定松动 大家绝对不要以为高干子女和工农就全都是精神贵族了 也有一些人是出身于红五类，但并不自诩高贵 又或者在和一些所谓的“黑五类后代”接触之后 发现这些丑陋的“阶级敌人”并不像中共宣传里那样面目可憎 在文革中，你甚至可以看到红五类出身的人，公开跳出来反对血统论，指责这是封建制度的倒退 又或者“用魔法打败魔法”，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难道还比不过那些黑五类爹妈的影响吗？ 所以在1966到1967年，在全民参与造反运动，将矛头对准工作组和省委的背景下 成分与出身问题在政治上获得了一点暂时性的软化 这为平民造反派学生的规模壮大奠定了政治前提 不过这种暂时性的软化是非常短暂和有限的 因为遇罗克反“血统论”的《出身论》观点，就在1967年4月就遭到了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公开点名批评 这个话题我将在下期介绍 在完成本校内部的整合之后，不少想要对抗省委的学生还会跨校进行交流 联合起其他学校里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互相声援 尽管有了前面如此多因素的帮助，反对省委的造反派仍然不占多数 使得造反派由守转攻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本期视频开头为大家介绍的文革《十六条》 这份文件几乎就是为造反运动量身定制的护身符，也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文革十六条是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份文件的简称 其中列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项基本宗旨，因此被简称为十六条

149:13

Speaker A

首先这份文件的下发形式本身就是对中共体制的颠覆 以往中共关于某项运动到底该如何执行的文件，通常是从高层往基层逐级下发 党外的群众对于文件的具体内容是基本不了解的 这样就省得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基层的政策该怎么执行指手画脚，评头论足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嘛 但是这也造成了一旦地方对中央的政策进行选择性执行的时候，老百姓没办法知道，也没办法抵抗 而《十六条》是在8月8号通过之后，第二天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公开 各省领导人再也没有办法通过党内外的文件信息差来垄断运动的解释权 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六条的具体内容 十六条首先划定了文革早期具体的斗争对象 文件中共有六次提到，这场运动的目的和重点，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资派” 在十六条之前，各个省份的省委负责人和下派的工作组在实践中对五一六通知，对“牛鬼蛇神”的理解 就是整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工作者、整有历史问题、出身不好，或者发表不当言论的学生 这些被整的人到底是否反动，暂且不论，但上述这些被整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当权派” 反而是一群长期缺乏政治权力的人 那省委的运动方向当然就是不符合中央要求的，都可以被大家直接看出来 特别是这时候《十六条》都是完全公开的，省委再也没办法狡辩 有些地方的省领导层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必须给所谓的“当权派”一个交代 所以他们会仿照校领导的做法 把政府机关单位里一些管理文化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 或者把一两个官位非常大，但却有历史问题，或者在政府里早就被边缘化、早就失势的官员打成走资派 祸水东引，强行划定批判对象 也搞“抛出”和“弃车保帅”的策略，把这群人抛出来交给群众交差 转移话题，拒绝承认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错误 但是十六条把这条路也给堵死了： 文革十六条第三条规定：放手发动群众，禁止省委搞“弃车保帅”，“强行划定斗争对象”那一套 废除了省级政府早期对文革运动的解释权和领导权，完全转交给了群众 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明确要求群众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所谓“四大” 允许造反派去传播指控省委的观点，打通了中共对言论的管制 在实际运转的过程中，许多造反派还逐渐办起了自己的报刊 我个人认为十六条里最重要的条款，应该是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 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决不允许这样做 这句话说出了无数被基层党委和工作组上纲上线造谣，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心声 有许许多多的造反派多年仍然会提起： 当看到这一条的时候，那真的是仿佛毛主席看到了自己遭受的冤屈，在为自己说话 第七条还规定：除了那些的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之外，学生问题一律不整

152:17

Speaker A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相当于给群众运动施加了政治正确的保护伞 所以当年有句歌词，叫作“造反更知主席亲” 说的就是造反派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毛泽东的大量政治支持 在政治上完成了“翻身”，因此对毛泽东极度感激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十六条作用的话，我会说它几乎解除了地方政府的所有政治权力 通过报刊通知的方式，把运动的组织权、领导权、解释权全部移交给群众 就在十六条下发后不久，1966下半年，中共中央还发动各地学生进行“全国大串联” 学生去外地串联不仅免费，还有接待所管你吃住 北京的学生那时候刚接受完毛泽东和林彪的接见，恨不得赶紧去外地传播造反经验 同时在运动中受到压制，缺乏支持的其他省份的学生也会跑到北京去 寻找同一省份受压的“战友”，互相报团取暖，并且寻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背书和支持 到了1966年8月，造反派学生和省委已经攻守之势异也了 造反派学生不仅仅开始要求省委向前段时间工作组的错误道歉 甚至还主动揭发这些省委书记历史上的各种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学习文革史，会发现1966年8月份中下旬，也就是十六条发布之后不久 就诞生了大量的“学生群众组织” 如：重庆八一五，云南 八二三，河南开封八二四，四川八二六，安徽 八二七，福建 八二九，辽宁八三一 这些日子基本上都是当地学生第一次组织起来和省委正面对抗的那一天 1966年10月发生了两件大事，再次鼓舞了造反派 首先是中央文革公开点名批评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明确把刘少奇、邓小平定性为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 运动的矛头不断向上，已经达到了足以打倒政治局常委的地步 全中国还能找到几个比刘少奇更大的官呢？ 如果刘少奇都可以被打倒，那省委书记当然更可以打倒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和老红卫兵组织彻底决裂 中央文革小组公开点名批评了“血统论”，使得平民造反派的队伍进一步扩大 决裂的原因大家也不能猜测 不少贵族红卫兵之所以自诩高贵，之所以敢率先造反 很大程度上就是凭借他们的爹妈比别人“更加革命”的官位 如果这些革命爹妈变成了“走资派”和“叛徒” 那这些儿女们的血统就要瞬间溃烂，可能得去和黑五类狗崽子坐一桌了 所以老红卫兵们要么就逐渐偃旗息鼓，要么就逐渐变成了所谓的“保爹保妈派” 和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对抗，从造反派的盟友走到了对立面 平民造反派学生们在1966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向省委讨要说法 比如游行、静坐、示威、抗议，乃至于绝食的方式要求省委承认错误，向学生道歉 甚至开始不断跳出文革的话题，开始批评省委的高级官员们在以往运动中犯下的其他错误（如饥荒、四清运动等）

155:06

Speaker A

面对学生们的反击，各省省委负责人也没有坐以待毙 有的省份会开始策动一些支持省政府的工人和学生，模仿造反派搞一些集体组织来声援和支持省委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湖南省 1966年8月份，在造反派组织不断兴起的过程里，长沙市一中成立了“红色政权保卫军” 这个组织的政治口号是“三相信三依靠”，即“相信和依靠省委、市委、工作组” 其中有个学生代表，就是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女儿 这个组织由于得到了湖南省委的支持，迅速扩展为全市性的，包含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 在学生之外，还吸收了大量的工人加入 和造反派学生进行辩论，乃至于发生肢体冲突 这种省委扶持保守派代理组织的情况在许多省份都存在 现在一些自诩毛左的网友会把“保守派”视为阻碍文革的反动力量 甚至称呼保守派为“保蝗派”，蝗虫的蝗，以此表示对保守派的蔑视 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太妥当的 因为工人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中共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是天然的保守派 前文提到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黄金海先生就是一大典型案例 他在旧社会做工，受尽了资本家的凌辱 但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里，却当上了薪资优渥的产业工人，真心感受到什么是“翻身做了主人” 对中共和毛泽东由衷的感激与爱戴 知恩图报，甚至愿意主动无偿加班、支援边疆、回馈社会 有的工人对中共是感恩的，又觉得基层的党委 代表的就是中共 前十七年提倡的都是要听党的话，所以就形成了基层党委叫干啥就干啥的逻辑 听到那些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和本地的造反派们炮轰省委的主张 很多工人会觉得，就算中共真的有官员有问题，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嘛！ 上面已经在整治了嘛！你还能有上面聪明？ 有点类似于现在粉红、兔友的想法 在文革到来之前，黄金海是工厂里出名的劳动模范 他为什么造反呢？ 因为当他主动响应中央号召，贴出大字报邀请工厂里的党委负责人一起下楼讨论的时候 工厂党委却说他大字报里带有“下来”两个字，是在影射，要求中共下台 仿照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的模式，把任何说话的人都强行打成右派 然后动员工厂里的工人们对黄金海发起围攻 因此激起了黄金海的愤怒和反抗 有点类似于现在兔友建制派被铁拳砸了之后光速转变 几十年以后，黄金海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 如果当时没有因为大字报受到不公正对待，以他解放后翻身带来的朴素阶级感情 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他当时五好职工、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 他肯定是死保党委的积极分子，也就是所谓的“保皇派”了 所以说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啊，工人选择支持省委可以说是高概率事件 在文革早期支持省委的保守派组织成员里

157:49

Speaker A

有极大概率是品行兼优的党员和劳动模范，比例远超造反派组织 建国以来，大量工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实打实的提高 在他们看来，多数党的干部是值得信任的，总体而言和基层领导人关系不错 这些人享受到了体制的“甜头”，没被铁拳砸过 他们之所以愿意彻底维护自己的领导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的利益就已经与当权者捆绑在了一起 为了保卫自己，他们必须保卫那些当权者 很有意思的一点——保守派分子完全可以一边高喊支持毛泽东打倒刘邓，一边保护自己的直属领导 因为中共高级干部的生死和他们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刘邓这些官员远不如工人的直接上级值得关心 大家可能往往可以从保守派身上感受到一种模糊但又普遍的思想核心 那就是反对暴力和无序，敬畏既有的权威和秩序 这是保守派最可贵的价值，也是文革能够在暴力中保持最底线稳定的基础 不少保守派工人曾在武斗的区域里，冒着生命危险，坚守生产和管理岗位，保证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文革中如果没有保守派，中国社会将会动荡得更加极端 黄金海观看抨击上海市委的红卫兵和主张保卫市委的工人辩论时的感受，是当时不少工人的内心写照： 黄金海尽管在当时已经受到工厂党委的造谣和压制，也仍然对炮轰市委感到刺眼，不理解 当他看到肯定上海市委的辩词时，觉得有一定道理： 解放十几年，上海工业有很大发展，工人阶级地位有很大提高 即使有缺点，也不至于“炮打”和“火烧”吧？ 从炮轰市委的辩词里，他也了解到不少情况： 北京工作组镇压学生、要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情况等等 要他说上海市委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他讲不出口 但他对照自己厂里和许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情况 他也觉得和毛主席以及党中央的文件要求不太一样 在1966年10月左右，中国的造反派运动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蜕变 从学生造反派走向了工人造反派 学生们尽管声势浩大，但并不在社会生产、管理部门里具有影响力 中国近现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得获得工人的配合才能得到政治权力的妥协 工人造反派的行为动机要远比学生运动更加复杂 学生们没有进入社会，长期接受伟大光明正确的社会主义教育，生活在学校的象牙塔里 通常没有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政治算计，行动起来的原因相对纯粹 攻击校领导，通常也是从工作政策和生活态度切入 或者响应中央号召，没有夹杂太多私心，选择保护校党委的保守派也经常是出于真心的认可 而在中央定调撤销工作组之后，由于学生们和校领导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纽带 保守派学生完成由保守派到造反派的转变门槛相对比较低 可是工厂里的工人们由于薪资、人际关系、历史政治、家庭等等原因 难免和本单位的共产党的基层党委存在各种“办公室政治”，有各种恩怨情仇 工人保守与造反的动机都要复杂很多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我总结的这张图 可以看到工人的行为动机会比学生更加复杂，我简单随便列了一下就有十几种

160:58

Speaker A

不少工人造反派在造反以前对中共这套体制是由衷地认可和配合的 除了我们前文提到的，因为被厂里的党委上纲上线虐待而“保转造”的黄金海之外 还有一种情形是部分工人认为本单位的领导和工作组没有落实中央精神 在给领导提建议的时候发生了冲撞 这方面我拿上海工人造反派叶昌明先生举个例子 他本来也是偏保守派的 甚至可以说是紧跟党委的积极分子，还跟着党委去抄地主的家 他觉得红卫兵把上海搞得乱哄哄的，认为市委怎么可以随便冲击？ 看不惯北京红卫兵趾高气扬的态度，觉得红卫兵随便打人，破坏社会秩序 但是随着文革进一步发展，叶昌明开始觉得党委领导的运动方向和中央的指示不太一致 因为十六条明确公开说了，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他们单位的领导却总是去整技术人员和普通群众，只整所谓的“牛鬼蛇神”，不整当权派 叶昌明就很纳闷，怎么老是揪斗群众啊？ 叶昌明的逻辑是另一种保转造的代表 他们确实由衷地支持中共，但是当中下层党委和中央的观点出现矛盾的时候 他们会明确的更支持中央，更支持毛泽东 也就是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比基层党委更能代表中国共产党 工人造反的动机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很有意思，重庆著名造反派李木森先生提到过这么一段经历： 他和几个工友不小心提前知道了党委在运动中给他们划定的成分 四清运动中曾经留下过这样一种“发动群众”的操作方式 工作组通过查询群众的个人历史和出身成分 给群众划分为：左，中左，中，中右，右五个档次 随后在运动中主要依靠成分最好的，也就是第一档“左”的群众来对基层干部检举揭发或者帮忙进行一些提示建议 这种划分相较于简单的“右派”划分方法显得更加精细，但却起到了某种反作用 当时李木森和几个同事知道了自己被划分的成分之后，都觉得给自己排低了 右派可能会觉得我哪里算右派？我顶多算中右！问题没那么严重 中右则会觉得自己最起码也得是中或者中左吧！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划分有些不满 一旦这种名单被提前泄露，工人们就会找基层党委负责人或者工作组讨要个明确的说法 中共长期地通过人为政治成分“分割”的方式，开始激起了群众的不满了 工厂里一些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和党委有矛盾的员工 比如说单纯因为爹妈成分不好，或者单纯在旧社会受过教育，就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工人 也会想像聂元梓那样，趁着文革的机会，向党委绝地反击，希望给自己的“政治成分”翻案 有的工人就是单纯和党委领导合不来，互相看不爽 又或者是虽然没有和厂里的领导发生过矛盾 但对于党委乱整人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了，单纯路见不平一声吼 凭着朴素的正义价值观声援受压的同事 结果也被打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同伙一起整 文革的时候，还有人对前十七年树立的各种劳动模范感到不满 认为这些劳模的优点被无限放大，缺点被无限缩小和隐蔽

163:57

Speaker A

几近完人，甚至有些先进事迹离实际差距太大 结果这些被“夸大”的劳动模范却能拿到各种福利待遇 这就让“劳模”身边的工友们心里有点不平衡，进而对乱树立劳模的党委感到不满 文革史研究里，单纯收集造反派的动机就是很大篇幅了，这里不再赘述 只介绍一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情形 与此同时，工人、基层党委以及省委工作组之间也存在类似于我之前给大家介绍学校文革的时候提到的 不同群体之间的“排列组合式”博弈和多种可能性 时间有限，我最后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体现文革时期的央地矛盾和工厂人事复杂性对造反动机的影响 也就是四人帮中的王洪文 小王作为现在毛左的精神符号，名气非常大，可是真正了解他造反经历的人却非常少 不少自诩毛左的人，对王洪文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的了解，要远比王洪文的造反过程清楚不知道多少倍 对此我感到非常悲哀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们工厂里的党委负责人强行规定，文革运动中只许批判指定的几个人 王洪文觉得有些人明明是反革命，却没被党委提到，就贴大字报批评工厂党委 应该说，王洪文是比较有胆量、有想法并且比较早跟上政治形式的 因为这是他们厂里第一张未经同意就贴出来的，针对厂部主要领导的大字报 结果王洪文后来马上就被党委发动员工进行各种围攻和监视，枪打出头鸟 王洪文的例子看似属于是文革里典型的批评党委强行划定批判范围，“给运动设置条条框框”之后遭受报复的例子 可是如果我们细看王洪文的大字报内容就会发现，里面还有其他丰富的政治议题 比如说这期视频前面反复提到的中共对“旧社会的技术官僚”该如何取舍 在管理人员的使用上 王洪文还批评那位党委领导平时经常留用和信任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来源于旧社会的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 因此被王洪文认为是不抓阶级斗争 这是一个在毛时代持续多年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很难说得清是非对错 同时呢，上海又关联出工厂里面的派系斗争问题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些微妙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 现在大家都调侃上海人瞧不起乡武宁（乡下人） 其实前三十年的时候，部分上海人也有一种优越感 一口上海话，本地人自成一个圈子 很多工厂里都是分派系的 王洪文厂里当时有两个副厂长，互相在竞争厂长的位置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被王洪文批评的，喜欢任用一些存在“历史问题”的技术工人的“上海本地干部” 而另一位分管保卫科的副厂长是外地人，也是军队转业过来的 王洪文老家是东北的，农民家庭出身，长大了去当兵 退役之后才转业到上海当工人 之后又在厂里升为保卫科的小干部 所以王洪文的人事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 同为外地人、和转业军人，一起在保卫科上班

166:43

Speaker A

王洪文当然会和外地干部关系更好，和上海本地干部关系更差 王洪文批评那位上海本地干部从1963年起从没到保卫科坐过哪怕半小时，是不抓阶级斗争 我要说小王这话有点不实在 这个事情可能和职场关系引发的不和睦关系更大一点 后来上海市的工作组来到厂里之后，一开始也没有去整王洪文 王洪文也没有主动攻击，两边互不打扰 他们后来之所以起冲突，又是因为王洪文的那个保卫科上级 在工作组进驻之后，厂里的上海本地派系继续批评和王洪文关系更好的那位外地干部 王洪文认为这是受到了工作队指使 他反对批判自己的领导，认为他“虽有缺点 但抓阶级斗争是狠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一进入具体的例子 就会发现基层的保造划分经常会发生悖反 我们当然知道王洪文是全国闻名的造反派 可是大家也会看到，他保护自己上级领导的时候，保护得也很起劲啊，你也可以说他是有点保的 你要说他反工作组吗？两边一开始互不打扰，关系也没有多坏，没起过正面冲突 你要说他支持工作组吗？那后来又经常因为上级的事情闹的很不愉快 我这里还没有给大家介绍王洪文遇到过2波工作组和2波红卫兵的变量因素 我之后会在上海文革篇专门给大家拆解一次王洪文的造反过程，这期不去过多展开了 只是以此为例子，给大家展示工人造反派的复杂性 上海文革史研究者李逊采访了王洪文的亲友同事们之后发现 王洪文长期以来都有一点“想当官”的心理 当然了我并不觉得想当官是什么很恶劣的动机 恰恰相反，我认为王洪文这种不爱乱整人的人当了官对厂里的同事们来说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只不过确实这就和黄金海那种不为名不为利，单纯遭受飞来横祸被迫造反的例子有很大的区别 即使跳出人事斗争和观点的分歧 造反派的命运轨迹，或多或少还会受到早年经历以及个人性格的影响 大家如果去看工友们对王洪文的介绍 会发现王洪文这个人平时很讲义气，喜欢出头，为别人说公道话，很典型的东北人作风 用他爱人崔根娣的说法就是王洪文这人“爱管闲事” 王洪文农民家庭出身，小时候家里太穷了，处于半文盲状态 被人嘲笑没文化之后，发愤图强，主动学习知识和文化，想要积极跟上政治形式 哪怕他之后地位越来越高，也不止一次提到过，他觉得上海写作组的一些知识分子瞧不起他 我认为他刻苦学习文化知识，想要紧跟政治形势的背后 可能也存在一点青年时期遭受过文化歧视的心理创伤在推动，不想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我要说，现在油管里大量的自由派把文革造反运动说得好像是中国人都是一群疯子 毛泽东大手一挥就上街发癫，大搞破坏 把造反派说成是一群跳梁小丑，这绝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墙内一些自诩毛左的人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好像造反派运动就是一群紧跟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战士们紧跟毛主席的部署

169:26

Speaker A

把前十七年的旧政府当做“反动派”打倒，发起了一场“神圣”的战争 这两种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他们（造反派）真实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 不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造反派 他们都是在丰富的个人经历、复杂的心理动机、错综的人事关系以及各种巧合的共同作用下 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造反运动的 既谈不上有多愚蠢多疯狂，也未必有多高尚 当然了，那种真心实意，铁了心想跟随毛泽东干革命的 明明自己没有遭受过任何党委的压制和攻击 单纯出于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就选择抗击省委的造反派也是存在的，但并不占造反派的多数 大多数工人们之所以选择向省委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憎恶省委 而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遭受过某级党委的压制和迫害 而他们的诉求一开始也不是“打倒省委” 恰恰相反，有些工人造反派还觉得省委成绩不错 所以能在1966年把几千几万个不同情况变量的学生、工人推到一个“造反”阵营下的力量的合作公约数 就是他们都想防止自己被打为政治贱民 这是超越一切变量的最终答案 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无非也只是请求未来不要有任何一级党委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 不要对他们进行攻击、造谣或者镇压，不要把他们打为反革命和右派分子 防止运动结束之后自己完全沦为政治贱民 为了赶紧摆脱自己遭受同事们凌辱的处境 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动机 所以工人造反派们一开始的所谓“造反”并不是真正要去推翻省委 而是去找省委伸冤，要求省委的高级官员们支持自己，或者讨个说法，向自己道个歉 上海工人造反派戴立清有这样一段回忆： 当时压力很大，也想到会不会失业，但又想到反正凭技术吃饭 我最担心的，还是怕政治上会被划为另类 所以这群感受到自己可能会被打为“政治贱民”的工人们 在看到十六条第七条里提到，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条文的时候 他们和受压的学生感受完全是一样的 上海一位造反派有这样一段回忆： 当时我们许多遭围攻、受压制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朗读毛主席的大字报和党中央的《决定》 仿佛他老人家对我们这 50 多天的遭遇一目了然，大字报好像就是专为我们厂写的一样！ 对他们来说，毛泽东十六条真的就像救星一样 而其中最令受压造反派感动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为自己不被打为反革命说话 工人造反派态度最出名，并且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洪文参与成立的上海工总司以及安亭事件 我曾针对这个话题专门做过一个视频

171:48

Speaker A

这个事件也很好的体现了学生运动是如何走向工人运动的 1966年10月左右的时候，很多学校是“停课闹革命”，造反派学生们彻底冲向社会 当时全国很多地方坐火车串联是免费的，还提供食宿 造反派学生每天都没课，大把的时间，精力充沛又革命干劲十足，堪比革命的发动机 1966年10月底，从北京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包炮，在帮助受压工人的时候发现 不同工厂的工人们大多都想着去北京上访，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告状 包炮就觉得这样有点不合适，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样碎片化行动也没个章法 恰好就在1966年10月底，中共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工人不得像学生那样离开工厂串联 北京的红卫兵包炮就决定直接帮助上海受压的工人们就地成立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互相声援 让和自己同一个组织的红卫兵战友把认识的受压工人叫来一起开会 其中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黄金海、叶昌明 然后这些受压制的工人们也会顺便叫上一些其他厂里受压的工人来开会 互相联系带动，人多力量大嘛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红卫兵一开始根本没有邀请王洪文来开会 因为当时包炮和几个红卫兵战友根本就不认识王洪文 是黄金海开会前特意把小王叫上的，不让王洪文就要错过了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受压工人和串联红卫兵之间的信息沟通，仍然是非常有限和破碎的，并不构成一个有效的体系 不同工厂的受压工人碰头之后，先互相一起控诉了各自受压制的经历，到这还没啥问题 但是一到讨论组织该如何成立的时候，过程就非常曲折 由于在场的工人们都互相不认识，互不熟悉，导致开会的过程非常混乱，互不信任 一听包炮说要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不少工人大吃一惊 他们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只是来串联，寻找支持，互通情况 根本没有提前想过要成立全市性的组织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确定了公民的集会和结社权 但中共从来没有向人民兑现过这个承诺，纯粹是摆设 组建政治结社的行为，在前十七年，通常会被打为“反党集团”和“反动地下组织”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但是在压力如此大的情况下 成立集体组织已经是受压工人们唯一的选择了，想了一下还是勉强同意了 但是对于实质性议程，就爆发了很多分歧，首先组织的名字就不好定 红卫兵说要叫“造反队”，黄金海这种由保转造的工人一听“造反队”，就感觉很刺耳 说：“一个名称、一句口号要能吸引、团结群众 若叫造反队，工人们，尤其是一些老工人就难以接受 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造反，造谁的反？会引起误会 所以改为叫做“革命造反” 有点类似于在符合中共要求的前提下造反 （注：这句话为本频道注释，并非黄金海原话） 同时为了防止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后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司令部，就加了个总字 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名字获得了一致同意 但是到了选组织头头的时候，大家又产生不同意见了

174:39

Speaker A

北京红卫兵更喜欢参加过红卫兵大辩论，造反精神更明显的年轻工人潘国平 但是工人们的态度更加全面，选择了王洪文担任组织首领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人们更想选党员 那天晚上来商讨成立上海工总司的人里，一共只有两个党员 一个是王洪文，另一个叫岑麒麟 而岑麒麟由于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人有过议论，被视作是“丧失阶级立场的错误言论”（无非也只是些大实话罢了） 四清运动中暂缓党员登记 所以王洪文是在场唯一一个没有瑕疵的共产党员 黄金海后来回忆说：与会者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和党的干部是一致信任的 文革造反运动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 虽然大多数造反派，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历史言论问题或者出身成分问题 但是当选择首领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默认选择让政治身份好的人来当造反派领袖，这是文革的一个潜规则 这一方面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加入，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护身符 防止被省委高级干部又搞反右那一套 抓着组织领导人“黑五类”或者“有历史政治问题”的身份，把整个组织都视作“牛鬼蛇神的防空洞” 防止被抓政治辫子，导致整个组织都被否定 其实不仅仅是工人认可，北京红卫兵对王洪文也很满意 觉得小王不但是贫农，而且还是党员，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人，还是干部 包炮认为当时一定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种职位 不能否认，王洪文长得帅、口才不错是很大的加分项 但是王洪文的党员身份以及他充满政治正确的个人履历，是他那天晚上被选为上海工总司两个负责人之一的决定性因素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正式成立，但是成立大会并不顺利 大会那天会场爆满，保造两派都有人来开会 中间派群众也来观望 开会过程中，有人来检举揭发潘国平的历史问题，想要借此把整个组织搞倒搞臭 后来大会进入控诉阶段，工人们分享自己被虐待和受压的经历，说实话也没什么用 因为想要改变工人受压的命运，必须让上海市委派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来才有效力 老百姓在这边痛哭流涕自说自话，根本就不算数 所以上海工总司的成员最后决定，去找上海市长讨个明确说法，去找上海市委“请愿” 大家可以看到，上海工总司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上海市委，而是要上海市委表态支持和认可 这仍然是一种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示威和请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 大会里哪怕谈到过“夺权”，也都是默认指那样由更上级的党组织撤换下面的干部 也仍然是默认中共自上而下的体制模式 由于上海市长曹荻秋一直不来开会，所以上海工总司的成员们只能找上门去，到市委去情愿 结果曹荻秋一直躲着，上海造反派工人们根本找不到他 上海市委当时的策略是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不说对也不说错，防止犯政治错误 工人们淋着雨，兜兜转转，都仍然无法找不到曹荻秋 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2点，上海市的工作人员跑过来说: 《十六条》上没有允许工人成立全市的组织，你们还是早点回家休息，不要耽误第二天的生产 可是造反派工人们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要求

177:39

Speaker A

因为直接回工厂意味着彻底放弃摆脱沦为政治贱民的所有机会 上海市委的态度彻底点燃了在场工人造反派的怒火 工总司的成员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只能被迫决定，集体到北京告状，高喊口号要求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接下来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成千上万名造反派工人集体北上离岗，上京告状，造成生产秩序严重混乱 因此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的干部们得知消息后都一致决定，动员工人们返回上海 上京告状的列车被迫停在了安亭车站 铁了心北上告状的工人造反派们，不但不愿走回头路 而且还几次拦截其他火车，不带上他们就不放行，造成了交通秩序的破坏 安亭虽然是个小站，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安亭堵塞，会引起连锁反应 一系列南来北往的列车被迫停开，排队靠在沿线各站，给工业秩序造成了极大影响 当时不仅仅是国务院，哪怕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是一致认为 不能承认跨行业职工组织，不认为拦截火车、中断交通的行为是对的 并且派出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安亭，动员工人们回去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更是给安亭的造反派发了一份紧急电报 动员造反派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即敦促回岗） 潘国平在拿到电报之后立刻跑去找王洪文商量对策 王洪文根本无法相信电报真是陈伯达写的，说：不可能！这份电报是假的！ 潘国平问王洪文该怎么办？王洪文也拿不出主意 潘国平直接急哭了，王洪文也急得想掉眼泪 照这个形式下去，所有参加这次行为的人，事后都要变成反革命的政治贱民，生不如死了 包炮说：电报上没有承认我们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回去！ 潘国平就出了个主意，说现在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说送来的电报是假的 造反派们正僵持在安亭站的时候，张春桥终于到了，他赶来和工总司的代表们谈判 张春桥一开口就狠狠训斥了造反派 说你们这样离开生产岗位，拦截火车，是犯罪，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如果按照中央以前的规定，光凭你破坏交通命脉，就够杀头了！ 逼迫上海造反派工人们回上海 当时负责和张春桥谈判的，主要就是潘国平和包炮，王洪文都没怎么说话 潘国平的诉求主要是两点，第一，要张春桥承认工总司；第二，要求他和群众见面 第一个诉求，张春桥没有权限 对于第二个诉求，考虑到大量工人想要继续北上伸冤，张春桥只能接受 张春桥需要面对的是一群愤怒的工人 他从衣袋里拿出陈伯达电报的原稿，明确说这份文件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 全场再一次被张春桥的话镇住，鸦雀无声 造反派工人们此时真的是满腔冤屈无处诉说 你电报是真的，可我们回去之后要被打成反革命也是真的，我们遭受的冤屈也是真的！ 有的工人就大骂：你张春桥也是当权派，一起来迫害工人造反派 许多工人纷纷控告上海市委和工作组压制迫害自己的情况

180:34

Speaker A

有个女工因为过于激动，直接现场晕倒了 这样的揭发控诉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足足五六个小时 没任何人组织，没有任何准备，全部是自发的 张春桥一直站在卡车上，听了五六个小时 说句实在的，但凡是有点良心的人都会知道，当时中共基层党委那样乱整人肯定是不对的 张春桥这个时候就两边堵了 他来安亭的任务是恢复铁路运输，没有权力改变中央的决定 但他至少对大家表示了同情，承认大家是被逼出来的 承认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表示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北京 但是这种承诺没有实质效力 有的人认可，也有部分人认为完全没有解决问题，骂张春桥是想把大家骗回去的骗子 有大约500多个工人无法接受张春桥的口头支票，坚持步行到北京去告状 这时王洪文表示同意回去，也没同别人商量就带着他们厂100多人回去了 还有1000多群众不知道该怎么办，北上也不是，回去也不是 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强烈的外部压力下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张春桥最后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违反了中共中央不支持工总司的决定 遵守了和工人们的承诺，自作主张，签订了彻底颠覆中国权力格局的五条承诺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并且承认工人们被迫上北京控诉是革命行动 并且定性上海市委对工总司革命群众的迫害是错误的，要求上海市长曹荻秋向工人们道歉 工总司的成员们总算松了口气，不需要再恐惧于自己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 可是张春桥这种未经授权，强行给群众组织签字的行为，是完全违背中共组织程序的 国务院这么多官员和文革小组这么多成员一致作出的决定，凭什么被你张春桥一个人全部推翻了呢？ 上海市委得知张春桥签字后也十分震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承认工总司 你张春桥又不是上海市的总负责人和直属上级，你凭什么不和上海市委商量就给群众组织签字？ 这个事情一路告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后来直接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工人有没有结社自由？宪法你们看不看？” 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认为张春桥是对的，可以先斩后奏 毛泽东一言九鼎，其他常委再也不敢反对 宪法在中国前三十年的地位大家有目共睹，可以简称为你法我笑（你说法治我都觉得有些好笑的简写） 刘少奇1967年的时候被造反派批斗得急眼了，竟然拿出《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他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要审判他，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认为造反派的做法是在侮辱国家 他也是公民，凭什么不让他说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声称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刘少奇也是怪幽默的，你整别人的时候有允许过别人拿宪法来保护自己吗？ 你刘少奇王光美整人的时候不挺爽的吗？ 宪法在实际生活中形同虚设早已是前十七年的全社会共识了，你刘少奇这不是装外宾吗？ 中共的权力早已凌驾在法律之上，一项法律要发生效力，前提是先经过最高领袖的同意 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人，之所以一开始都不敢擅自做主，承认工总司

183:30

Speaker A

既映射出了宪法在中国的真实地位，也体现了中共的立国之本 为什么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体制内部有那么多抵制工人结社的力量呢？ 在这里，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给工人结社造成最大阻力的代表人物——陶铸 很多人只知道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 但很少人了解陶铸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只不过他后来被打倒了 在倒台之前，陶铸的地位是很高的 1966年8月刘邓倒台了之后，陶铸上升为中共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 理论上来讲，他在中国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当时常委排名第五的就是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的排名比组长还高 虽然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员，但是他的“保守”色彩是很重的 他的一大主张，就是反对文革深入到厂矿等生产部门 要求职工不得离开工作岗位，更不得像学生那样成立全市乃至于全省性质的跨行业组织 这既是为国民经济考虑，更是为中国共产党自身考虑 决不允许不受控制的任何体制外社团或组织存在，是中共前十七年不可逾越的刚性规定 禁止民间结社，是中共1949年以来的一贯宗旨 目的就是隔离各种势力和意愿，不使这些势力和意愿相互联盟，形成与政府对抗的群体和力量 中共自己最初就是靠秘密组织起家的，深知有组织工人群体的庞大能量和不可掌控性 换句话说，禁止结社堪称是中共的立国之本 在毛泽东对安亭事件明确表态两天后，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召开 会议焦点是要不要在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 大量工业部门和工业城市的负责人要求在文件中写明，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要求不准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 整个座谈会变成了一场辩论，中央文革派与主管经济工作的干部各持己见，观点对立 地方上反对工人建立组织观点的最大理由，倒还不是怕被颠覆，而是怕这样下去会影响生产 在陶铸的主持下， 大会草拟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 核心就是工厂不开展文革：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四大」，不搞串联，坚持八小时生产 但是陶铸的这个十五条又被毛泽东否定 在“不得离岗，坚持生产”和“允许工人串联”的问题之间，毛泽东、文革小组和陶铸进行了多轮的拉扯 陶铸多次下达文件要求《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不误农时” 后来因此被骂作是“用生产压革命” 陶铸试图阻止文革向工厂蔓延的结果，就是自己在政治上被打倒 工人结社自由的限制一旦被打开，马上就向全国蔓延 其他省份的工人组织一下子井喷式爆发 工人造反派很快代替红卫兵，成为了文革的主力军 造反运动彻底势不可挡，而这正符合毛泽东的意愿 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专门对陶铸进行了批评 还提到：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 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 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186:33

Speaker A

1967年1月，陶铸被彻底打倒，江青在接见造反派的时候甚至公开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文革的时候骂“资反路线”代表人物的时候，一般都是“刘邓陶”（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一起骂 安亭事件前后，工总司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 在安亭事件之前 高干子女老红卫兵们在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需要得到哪一级中共机构的承认 完全不把学校党组织和领导放在眼里 工人造反派们相比之下就成熟得多 他们对中共社会的运行逻辑心知肚明 知道工人造反和贵族子弟造反有本质的不同，因此缺乏像老红卫兵那样的自信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们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求自己的批判对象“上海市委”承认自己组织的合法性和行动的革命性 这显示工人造反派们最开始在造上海市委反的时候，实际上心里是仍然承认市委的权威和权力的 他们仍然自认为是下位者 这其实是很别扭的——孙中山造满清王朝反的时候，毛泽东推翻国民党的时候 是从来不会“恳求”对方承认自己的 我们之所以要使用暴力，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而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的权力格局变得更加微妙 工总司虽然被“合法化”了，但毛泽东并没有同时宣布上海市委是非法的 那两个组织都合法的情况下，谁听谁的呢？（当时配音已经配得有点晕了 所以念了两遍） 中共的政治体系容不下二元共治，最后必定滑向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 答案就是谁获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更多的支持，谁就会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胜出 造反运动走向工人群体之后，造反派获胜的领域主要有四个，我们一个一个介绍 ①是烧毁了造反派的黑材料 “黑材料 ”就是前文我们提到的，那些专门记录着每个人罪行 、错误和污点的文件 这类黑材料往往经过了检举揭发者的恶意解读和上纲上线，是政治贱民制度的一环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随便一句不慎的言行都可能让自己变成“阶级敌人” 在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的黑材料与黑档案就不断制度化 毛泽东虽然宣告了造反派的合法性，但黑材料仍然是无数造反派挥之不去的噩梦 因为黑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优先于造反派判定的 从1966年6月份学校文革运动开始 黑材料就一直是校党委和工作组向学生造反派发起反击的强有力武器 因为中共的逻辑长期以来就是“政治贱民”不配参加运动 哪怕是参加了，也是“包藏祸心”的浑水摸鱼，罪加一等 工人运动兴起之后，由于工人们通常年纪更大、社会关系更复杂，黑材料比起学生们往往只多不少 在1966年11月，随着造反派们的造反运动开始在政治上获得承认，造反派们对黑材料的抗拒也越来越激烈 如果不把黑材料彻底销毁 那未来自己就随时可能被保守派揪住自己历史上的辫子，无法逃脱沦为政治贱民的命运

189:18

Speaker A

之前的所有造反行为都前功尽弃 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往往能将上一秒还在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领袖下一秒就被打翻在地 黑材料往往保管在各个学校、工厂、机关单位里，造反派们往往束手无策 甚至得进行暴力抢夺 但是保守派对于政治机密的保护本身就是中共秩序的一部分 保守派也完全有理由对抢夺黑材料的行为进行抵制，因此加剧了两派冲突 因此“黑材料”问题便成为了文革运动中的一大斗争焦点 在这一问题上，文革派势力为了支持造反派，多次对“黑材料”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1966年11月9日曾公开把整群众黑材料，搞监视，搜查笔记本等作法批评为“国民党作风” 是受“苏联修正主义影响”试图把黑材料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 1966年底，周恩来多次在接见外地来京上访伸冤的造反派师生的时候说： “这个问题， 经过中央常委 、林彪同志 、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大家研究 再三考虑， 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 。 ” 在中央明确反复要求的背景下，各地的造反派逐渐销毁了党委私藏的黑材料，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黑材料制度在1966年前后被短暂性地叫停 造反派第二个获胜领域，就是夺取了省委的“权力”，战胜了支持省委的“保守派” 1966年，除了北京红八月之外，血腥暴力冲突的另一大来源就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互斗 在文革运动早期，保守派工人在数量上处于多数，只是缺乏像造反派那样强大的行动力和组织性 在造反派工人的结社权获得肯定之后 越来越多保守派工人也开始模仿，成立属于保守派的跨行业工人组织 不同于造反派内部的山头林立、经常分裂，保守派组织非常团结，通常都集结在同一个组织名下 因此规模扩张的非常快，马上就可以和造反派分庭抗礼 保守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分子、劳动模范为骨干力量 思想倾向符合大多数干部对文革的看法 所以通常一树起旗子就会得到大多数中基层干部和省委工作人员的支持 各省造反派通常会因此指责省委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其实造反派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许多保守派工人是发自内心的讨厌造反派 即使没有省委的纵容和暗中支持，他们也会自发选择与造反派进行对抗 尤其是他们对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非常不满 造反派组织成立之后一系列违反规则，破坏生产秩序并且不受到处罚的行为 让平时遵守秩序的保守派们难以接受 总而言之，保守派的组织规模迅速扩张，在1966年末逐渐走向顶峰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陶铸这类保守派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已经处于倒台的边缘了

191:55

Speaker A

造反派的政治正确在毛泽东主张造反运动走向工厂 走向社会之后 已经开始逐渐压倒“党员、团员、劳动模范”这些前十七年构造出来的政治正确 高级官员们由于更早接收到毛泽东的明确命令，不得不被迫接受支持造反派 1966年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热潮 批判“走资派”如何镇压革命群众的文章大字报，一篇接一篇 不同省份传来的造反派捷报一个接一个 甚至越来越多省委、省政府里的官员都开始转变观念 跟上毛泽东的部署，公开跳出来支持和加入造反派的高级干部，在当时有个专有的名词叫“亮相干部” 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在四清运动里被上级整过，也趁机跳反，对老领导发起进攻 旧政府的权威就好比雪崩一样，一旦开始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走向彻底的瘫痪 然而保守派工人们仍然感到思想转不过弯来，他们感到迷茫甚至愤怒 和造反派群众不断发生口角和打斗，并且规模和烈度越来越大 然而保守派工人们仍然感到思想转不过弯来（这里同样是配音太久 没有意识到配了2遍） 他们感到迷茫甚至愤怒，和造反派群众不断发生口角和打斗，并且规模和烈度越来越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的康平路事件 数万造反派在康平路与数万保守派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还发生了造反派工人要求保守派成员高举双手，交出袖章，低头认罪 匍匐在地上，从人墙中挨着拳打脚踢爬出去的事情 保守派工人们同样在文革中感受到了不解与屈辱 1966年12月30日，上海保守派组织“赤卫队”铁路部门的工人打电话到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 要调度员全部到康平路集合，一起对抗造反派，一起北上告状 导致调度所几乎所有人员离岗 因此上海市从当天早上开始，机车不出库，列车不开车，货车停止，货物不装卸 旅客严重滞留，起码有十几万的保守派工人去北京告状或者罢工 工业系统开始大规模停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次生灾难 最危急的时候上海市的煤只够用一天半了，城市物资极度短缺匮乏 这时候无论是出于填补权力又或者是挽救工业生产的目的 工总司成立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客观上接管了上海大量的公权力岗位，大批造反派工人顶上空缺的岗位，挽救濒临崩溃的上海 并且颁布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号召大家不要受部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欺骗和煽动 指责北上告状和罢工是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危害国计民生来破坏无产阶级大革命，是在转移斗争视线 造反派的成员当权之后，也呼吁北上和罢工的同志们回来，要“抓革命促生产” 说的话和当初的保守派们几乎一模一样 造反派大范围接管上海市的这个过程在学界又被称为“一月风暴”或者“一月夺权” 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在生产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之后 上海工总司把工人离岗和出现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

194:52

Speaker A

夺了他俩的权，还让曹荻秋在监督下接受劳改 在实质上完成了对原来上海市委的夺权，史称“一月夺权” ③造反派的第三大获胜领域是“报刊”“广播”等传播领域 反右运动结束之后，中国的报刊基本都成为中共各级党委的喉舌，没什么独立性 在造反派受压制的时候 各地的地方报纸和广播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对造反派进行批评乃至于抹黑造谣 造反派为了扭转受旧省委、旧市委对宣传的影响，在舆论上翻身 往往会自己开始办报，或者直接接管当地报社 前三十年里，中国老百姓没手机，没有互联网，了解社会新闻的主要途径就是报纸和广播电台 舆论宣传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政治斗争的获胜者也需要通过报刊来向社会宣告自己“胜利”的消息，公示自己的权力 而造反派获胜后，一大常见举措就是掌控当地的所有报刊和广播 毛泽东在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之后，更是公开进行赞赏 评价上海造反派1月5日刊登的《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还下令要求《人民日报》对上海的情况进行转载和宣传 引起全国各地的其他省份的争相效仿，也发生了和上海类似的，造反派对保守派的夺权 造反派的夺权声浪由上海市向全国进行辐射 从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革施加影响力的一大典型手段就是通过报刊 向全国点名宣传某个经典案例，鼓励其他地方学习、效仿 以此达到以点带面的政治宣传效果 从一月夺权开始，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开始从少数派变成多数派 必须说明的是，如同学校的文革运动一样 保守派群体的数量虽然一开始看似很大，实则也有大量的成员并不是真心加入 只是出于对中共治理社会的历史经验做出的政治表态，表达自己对党委、对中共的忠诚与顺从 当人们看到保守派组织人数一开始不仅比造反派多得多 还有大量党团员、劳动模范这些一向受共产党重用信任的积极分子的时候 当然会觉得加入保守派组织是最安全的政治选择 保守派组织看似成员众多，但是真正占多数的是这些随大流的人 也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随大流 所以当之后造反派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后 这群人又转而倒向造反派——谁赢他们帮谁 造反派的第四个获胜领域，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倒台的官员们进行公开的批斗和打击 比较典型的还是上海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后，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把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内的一百多个上海干部拉到大会里，公开向全市观众进行批斗 应该说上海造反派还是很有素质的 整个批斗过程里也无非是让这些官员弯腰低头，口头上道个歉 最多给你挂个牌子画个X，在一月的寒风里站几个小时 然后通过报纸、传单对这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窘境和错误进行大范围的公开宣传 我再给大家看一份1967年1月份福建造反派办的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大致也是这样

197:52

Speaker A

就是给官员挂个牌子，弯腰低头，或者再带个高帽，坐在车上到处游街 然后把照片刊登在造反派控制的报刊上 这种故事在屏幕前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的家乡，或多或少都发生过 不过有的地区造反派批斗官员的时候下手比较狠 比如说广西造反派是在明知官员生病的情况下，还强行把官员拉出来批斗，甚至还让部分官员下跪 在某些地区，喷气式，殴打，言语凌辱那都是家常便饭了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的负责人阎红彦顶不住压力 直接自杀了 一月风暴造反狂潮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 首先是对整个官僚群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大家绝对不要以为斗走资派是只斗那些大官 湖南省著名造反派陈益南先生有过这么一段回忆： 报刊、电台和中央文件里，虽然始终只批判“一小撮走资派” 但所列的那些走资派特征，在基层群众看来，在造反派看来，几乎就是当权派的特征 所以在当时，除了农村地区以及亮相干部之外 全中国的工业城市里几乎所有干部都被整了，都沦为了“走资派” 换句话说，什么是走资，根本就没有定义，关键在于你是否当权 哪怕只是个小官，没犯过什么错，都很有可能被当做走资派拉出去批斗 在官员的打击范围上产生了极大的扩大化 导致工业城市走向大规模管理瘫痪 即将给混乱的文革带来新的变量——也就是军队的下场 其次是打击的力度也越来越凶残 像上海那种程度，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有些地区的造反派工人们难以忘怀自己在运动初期遭受的羞辱 又或者记恨着这些官僚们在文革之前（1965年前）对自己的迫害 又或者出于对“阶级斗争”叙事下一定要对“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意识形态叙事等等无数理由 造反派们趁着胜利的机会，对这些“走资派”们实施了报复 又或者单纯是为了发泄，出一口恶气，通过踩在这些所谓的“当权派”上给自己营造一些快感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多年来难以忘怀的例子 一九六五年，湖南有个叫三毛伢子的小偷在劳教农场接受劳动教养 有天生了病，早上不能起床 在当时中共的“阶级斗争”宣传下，任何物质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 所以干部缺乏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工作，装病不出工的事越来越多 这回农场里的干部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硬逼他出工，说不动就用木棍子打他 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 这时众多干部跑过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之下 他大喊：“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我会十倍地要你还这债！” 三毛伢子在暴晒中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麻绳勒出很多永远消不掉的印痕 三毛伢子文革中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一九六七年，这个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集体参加了造反运动

200:34

Speaker A

他们的一大目标就是报复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干部 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公安局）、检（检察院）、法（法院）” 干部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 ” 劳教造反派们在一九六七年造反过程中，趁机抓到了当年迫害过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 后来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的一只眼睛直接挖掉了 这种纯粹的报复事件在文革中并不占绝对的多数 借此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三毛伢子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造反派？ 你认为那位不实行经济刺激，对装病的劳教人员进行棍棒抽打的干部，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向官员进行报复的三毛伢子，是不是毛泽东心里想要看到的那种造反派呢？ 所以到这里我还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您觉得文革为什么爆发呢？又或者说，您觉得什么是“走资派”？ 2025年，有一个叫做聊会电影吧的B站up主，通过电影影射学的方式，对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进行解说 他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大分歧归结于“剥削有功论” 认为是因为刘少奇提出要“保护部分地主和资本家” 可是1962年中国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并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并没有产生所谓的“地主” 至于保护资本家更是无从谈起，从1963年开始，中共在经济政策上的斗争越来越左 农民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都要被当作剥削收入进行退赔，更不要谈什么资本家了 你敢提任何物质刺激的政策，工作组都会来整你 他还把刘少奇1949年建国前“没有资本家，大家连被剥削的机会都没有”这类话强行岁月史书到1962年 把毛刘的分歧推到刘少奇提升官员待遇 我们先不说他的时间线完全错乱（简直就是在乱造谣了） 但是很明显，他所理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是从物质刺激和产权角度出发的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1966年文革爆发的过程里，所谓的经济政策争议排名是非常靠后的 刘少奇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镇压学生运动的五十天白色专政 文革1966年斗争最激烈，最大的斗争支点，就是斗工作组斗省委 就是关乎每个人是否会变成“政治贱民”的，拒绝被打成反革命的斗争 工作组模式和所谓“反党委就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右模式” 才是当年文革亲历者们理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是毛刘自从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爆发的一大公开分歧 文革爆发的一大原因，恰如毛泽东1967年和巴卢库所说 是一直没有找到一种由下而上的方式揭露中共的黑暗面 可是毛泽东所谓“由下而上”的说法在实际运行中也很奇怪 不知道大家认为文革运动中所谓的“夺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从历史事实来看，夺权这个词在不同的时期有着截然相反的含义 夺权这个口号虽然曾经出现在工总司成立宣言里 但在工总司刚成立的时候 你与其说这些造反派们是在进行“革命”“造反”“夺权”，倒不如说更像是在“请愿” 他们最开始的行动目的也根本不是“推翻上海市委”，反而是寻求上海市委的肯定 是在承认权力的前提之下对权力的批判，本质上还是下级在恳求上级 仅仅是想让更上级的官员们收回对他们进行的压制、污蔑、抹黑和造谣

203:37

Speaker A

无论任何派别，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都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造反派们后来的夺权，也是类似于北京那样 群众公开批判干部之后，中央感知到了“人民的呼声”，然后再由中央委派新的干部 可以称之为“改组式夺权”，有点类似于“反贪官不反皇帝” 和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谓“改朝换代”式的“自下而上”的“造反”性质完全不同 哪怕安亭事件以工人造反派的组织合法性获得承认作为结束，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份合法权利的也并不是依靠工人们自己的武装“斗争”来的 而是毛泽东和张春桥自上而下“授予的” 换句话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张春桥的决定 那王洪文这群人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根本无法逃脱被打为政治贱民的结局 造反派造反成功，并不来源于他们自身的“实力”，而是来源于最高领袖的支持 造反派们并不真正拥有这份权力 而是中共最高层对地方基层的政治权力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再分配 把官僚手上的公权力暂时移交给了造反派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毛泽东对造反派开始感到不满的时候，这种权力是不是可以被毛泽东随时收回去呢？ 继续说回这个聊会电影吧 他说王洪文能受毛泽东赏识，全是因为小王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理解了毛的革命精神，这更是胡说八道 首先，王洪文在毛泽东眼中政治生命的崛起是从1967年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才开始的 在安亭事件和一月夺权的过程里，工总司的另一位潘司令，潘国平 名气和威望都要比王洪文要高 毛泽东后来更看重王洪文 并不是看中他在一月风暴中完成了夺权，而是看中他在打垮保守派后建立了新的秩序 至于调到中央那更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另外，王洪文乃至于整个工总司的行动都并不高尚 根本不是什么“全面理解了毛泽东的革命精神” 而是如黄金海所说，是逼上梁山，害怕直接回工厂会被打成反革命 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都会这么做 跟当事人是否理解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没有必然关系 至于后来的一月夺权，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反复施压，没有陶铸的倒台 上海市委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 而且王洪文在工总司获得承认的过程里起到的个人作用是很有限的 谈判的时候，张春桥基本都是在和潘国平说话，对王洪文基本没什么印象 张春桥为什么对王洪文印象好呢？ 恰恰是因为王洪文愿意在张春桥还没有决定承认工总司的时候，就率先带着工人们放弃请愿，回到上海 恰恰是因为小王更服从命令 所以大家会发现，事实恰好相反 王洪文更受到器重，反而是因为他“更听话”，而不是因为他“更革命” 另外，对于文革中这些被群众打倒的走资派，您觉得该怎么处理呢？ 聊会电影吧认为，文革就是贪官清官都要“杀”，打破清官的所谓青天大老爷旧思想

206:20

Speaker A

这种说法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恰如陈益南所说，1966年底 中国前十七年绝大多数当权的官员，不论好坏，不论大小，几乎全挨整了 但如果你拉到十年的尺度来看，你会发现事实恰好相反 毛泽东从 1967年开始就反复声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反复阻止造反派批斗所谓的“走资派”，重新将百分之八九十的“走资派”放回到原有的岗位 配合军政府继续接管公权力 所以说这位UP主（聊会电影吧）他对文革的理解，是单相思啊，是非常可怜又可悲的 因为像这个“聊会电影吧”这样，主张杀光所有官员的提法是典型的文革极左派 正是毛泽东从1968年开始反复点名要求打倒的反革命分子，是要钦定滚去坐牢的 这个话题，我将在下一期里详细论述 1967年一月夺权时的中国或许是部分毛左魂牵梦绕的理想国 造反派们享受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四大，可以自发办报、写作、广播 可以自由串联、跨市乃至于跨省结社，血统论被叫停，黑材料被烧毁 中共体制所造成的“政治压迫”好像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噩梦 工人们好像脱离了官僚的统治，自己走上了政治舞台 如果故事停在这一刻，或许文革就会像童话一样美好 然而以上种种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实际上文革最恐怖的浩劫根本都还没有正式来临 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留几个开放性的问题： 首先，造反派当权之后，会不会也变成“走资派”？ 另外，如果造反派变成“走资派”了，请问能否允许新的造反派来造他们的反？ 如果允许的话，由谁允许？ 这个新的走资派到底由谁来界定？ 如果说群众之间互相都指控对方是走资派，都宣传自己才代表毛泽东思想，请问会发生什么呢？ 以及，毛泽东理想中的“文化大革命”，在制度上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政治贱民制度到底还要不要保留呢？ 在这里我不得不向大家道歉 本来承诺要为大家介绍三年文革论和人民文革论 但是我发现，如果不讲清楚政治贱民制度在前十七年和文革爆发时的作用 大家之后理解人民文革论和三年文革论就会产生理解困难 所以本期视频完全是为三年文革论和人民文革论的铺垫 这个视频有将近八万字，为了赶在8月8日上传，不爽约 熬了好几天夜，不知道能否顺利赶上，字幕都没有配 之后为了提升质量，我会找时间把这个视频更好的完善一下 （字幕已于2026年8月16日手动补齐） 这期视频只是蜻蜓点水地给大家介绍了文革的开始和起源，而下一期视频里，我们将正式进入文革的话题 我将为大家介绍造反派们从1968年开始，在清理阶级队伍、打倒五大红卫兵领袖、反反复旧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重大事件中遭受的血腥镇压与屈辱 为大家介绍文革史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两个学说：三年文革论和人民文革论 它不同于油管上常见的“宫廷史观”——不聚焦于中共的高级官员们怎么互斗，而是强调群众运动的视角 下期视频，我将更详细地为大家介绍西纠、联动、杨小凯、鲁礼安、周全缨、李一哲这些文革中特殊的组织和人物

209:24

Speaker A

为大家介绍造反派的兴起、内讧、分裂、与灭亡，介绍文革中的极左派、民主派与巴黎公社原则 介绍文革这场运动中最血腥、最残暴、最黑暗的一面 为大家尽量拆解每一种造反动机 如果您自诩“毛左”，自认为“支持文革”，那下期视频将会是您信仰的试金石 因为下一期视频的名字，叫作毛泽东背叛了革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视频我尽量八月份做出来 谢谢大家！

Topics: 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六条 造反派 反右运动 整风运动 大跃进 血统论 黑五类 红卫兵 政治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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